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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施简历,柯庆施反右时反对按比例划分

柯庆施自1922年加入共产党后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洗礼,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南京市市长、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位。柯庆施主政上海,深受毛泽东赏识,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于1965年4月9日逝世,享年63岁,然而他的死却被红卫兵造反派诬陷为是贺龙和李井泉的谋害。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柯庆施(1902年—1965年),1902年生于安徽歙县南乡水竹坑,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年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学读中学,因从事学生运动被开除,后转学至南京;曾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团工作。 1923年被派到安庆,1924年春调到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同年冬赴苏联海参崴做华工工作。 1926年春回国,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长,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组织;1928年起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秋被中共中央派到鄂东南从事兵运工作;同年12月起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秘书长;1930年6月起任红三军团八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夏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委员会书记,同年10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1934年春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同年冬改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1935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军事工作负责人。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起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民政处处长、复员委员会副主任、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河北省石家庄市市长;1949年5月起任南京市副市长。 主政上海 柯庆施于1954年秋由江苏省委调上海,接替陈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后整整10年。 多少年来,直至“文革”末期的1975年,上海的《学习与批判》还发专文纪念柯庆施“逝世十周年”,称之为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 1956年10月上海市政府为鲁迅迁墓,柯庆施与许广平、宋庆龄、茅盾等为鲁迅扶灵。 柯庆施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早在1922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 建国后,柯庆施先后就任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2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已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因被定为与高岗结成的“反党结盟”而垮台;同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内定为外交部长的人选。这样在一两年间,华东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便相继空缺,柯庆施成为事实上的第一把手。 说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鼓吹,人们总以为林彪或康生为始作俑者,然而拔头筹的却是柯庆施。 柯庆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临的是两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国党代会期间发生的“潘杨事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局长杨帆被诬为“内奸”;另一件是紧接着发生的“胡风事件”。这两件事均系毛泽东的决断所致。这两件大事对上海影响很大。 柯庆施刻意挽留奉调《人民日报》的张春桥,使之成为自己的类似政治顾问一类的角色;柯庆施极善揣摩领袖的心态,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这又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 被毛泽东赏识 毛泽东在1957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对1956年的反冒进已有微词,并明确批评“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 在这年11月他又提出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设想。在这年年底召开的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备受毛泽东青睐。 《人民日报》在1958年1月25日将长达3万字的该报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全文转载,并加长篇按语。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除了检讨,周恩来别无选择,用与会者李锐的话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 在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几次大会讲话中,屡屡称赞“柯老”,而周恩来和陈云则不得不就1956年的反冒进当众检讨。在大会结束后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和谭震林、李井泉成为政治局委员。 当外界盛传毛泽东一度想用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的时候,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婉转地提到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但以周恩来的才干和威望,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柯庆施自此也明白了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这位封疆大吏认准了一条: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这一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再次得到验证。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逐渐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产生的诸多问题,着手有限度地纠“左”。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初衷,也还是适度纠“左”。因而他上庐山时所准备的全是关于纠“左”的材料。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将彭致他个人的信批转与会者。柯庆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领袖的脉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21日的华东组会上,张闻天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 柯庆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断责难张的发言。果不其然,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 因为反对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从大跃进的挫折中转向对阶级斗争的密切关注,特别强调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柯庆施的关注热点也随之从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 1963年1月初,柯庆施在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借上海文艺界元旦联欢会的机会,告诫与会的作家、诗人、剧作家、音乐家、美术家:解放13年来的巨大变化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柯庆施强调: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江青以毛泽东的“文艺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无奈她在北京确实吃不开,不用说彭真不把她当作一个人物,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则如鱼得水。柯庆施已经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 1964年10月6日,由周恩来、贺龙和柯庆施陪同,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果不其然,在不到3个月之后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柯庆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 逝世前后 196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讣告:柯庆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终年63岁。 当时新华社连日报道了为柯老举行的隆重追悼仪式;11日中午,骨灰由成都送抵北京,13日上午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柯庆施追悼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讣告中称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系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规格。 这一切都说明,柯的死一切正常。 谁知一年多之后,西南的红卫兵造反小将抛出“重磅炸弹”,揭指是“贺龙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狼狈为奸,勾结起来,共同谋害了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弄得举国上下一片哗然。 据《书报文摘》刊文,柯庆施是应贺龙和李井泉之邀去成都的。4月5日贺、李宴请柯庆施后,当夜12时柯就出了事,三天之后猝死。 这一切似乎为柯庆施被“谋杀致死”的说法蒙上了一层难辨真假的迷雾。 “柯庆施谋杀专案组”是张春桥亲自点将由“三结合”班子组成的,头头是个军人。 这个所谓的“三结合”专案组却只有一个专门技术人员。 专案组一班人从上海悄然抵达成都。此时一切都已时过境迁,柯庆施的尸体早已成了灰烬,当时的现场、死者接触过的物件都已荡然无存,有关当事人也被当时已在全国传得神乎其神的“谋杀”说吓得似惊弓之鸟。 因此,专案组的调查只能从外围入手,查明柯庆施之死的前因后果和抢救治疗的大致过程。专案组经过调查,访问了一些当时出席宴会的人,也见过贺龙夫人薛明,并对柯庆施整个抢救治疗过程的方案细细审视甄别,认定此中一切准确无误,绝无一丝技术性差错,也没发现丝毫疑点。 经过反复调查,专案组认为柯庆施猝死的经过是这样的:1964年,医生发现柯庆施患肺癌,由上海华东医院切除了致癌肺叶。此后,柯的身体已很虚弱,但这一切都是当时的“绝密”。 1965年春,应正在成都疗养的贺龙元帅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邀,柯庆施于3月13日到成都。 4月5日是清明节。这天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领导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出面设晚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和柯庆施都是宴请的主宾。 这种宴请通常都是主宾双方和夫人共桌。临开席不知谁提议:今天的晚宴男女宾分桌,大家一醉方休。此提议一出最受男宾欢迎,于是立即安排夫人们另开一桌,柯庆施的夫人被安排到女宾席。为此柯庆施高兴异常。原来柯夫人知柯庆施有病,宜吃清淡饮食,忌油腻、烟酒。遵医嘱,她平日里对柯庆施的饮食生活管束甚严。这晚柯庆施偶得“解放”。又逢老友,真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氛围,大家尽兴而饮,一醉方休。宴会从下午6时开席,至晚9时许才尽兴而散。 柯庆施回到招待所,看了些文件,临睡还吃了一把花生米,食欲极好。几小时后,大约午夜12时多,柯庆施腹痛,柯的保健医生胡允平当即赶到作了常规处理,一直到凌晨2时,病情不见缓解。胡允平立即给上海专管高干治疗的华东医院挂长途电话,向薛邦祺院长汇报了柯庆施的病情。到清晨,眼看柯庆施的病情继续加重,连秘书也慌了神,便直接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打电话,要求火速派上海的高干医护人员到成都诊治。这时,虽然柯庆施身边围满了四川方面许多优秀的医生,但柯庆施自己和家属却更信任上海的医生。 中午时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领着上海一流的医护组赶往成都,立即投入会诊、抢救。 可是虽经几天的努力,依然无效,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6时30分死亡。 如果柯庆施真有取代周恩来之心,大概也会发出“既生亮,何生瑜”之叹了。 倘若假以时日,柯庆施必将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自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中,延至次年4月9日终于不治。 在“打倒一切”的“文革”中,中共党史上早有定论的革命家几乎无一幸免,李大钊、瞿秋白、王若飞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是被诬为“叛徒”,就是被斥为“机会主义分子”,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的柯庆施——“文革”中江青曾于1967年两次赞扬已经去世的柯庆施。柯庆施的子女 柯庆施的子女现在是怎样的?柯庆施总共有四个孩子,三女一子。大女儿柯六六是个作家。六六写了大量关于父亲的回忆录。六六是在南京度过的童年,后来随着柯老工作的调任,六六来到上海。在六六的文章中写道,她刚到上海的那一个时期,整片夜空如同白昼。 那个时候,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常用飞机到沿海地区骚扰。在六六五岁的时候就曾经经历这样的轰炸。那天本来一片祥和,六六和妹妹一起在跳皮筋,但是突然广播停了,灯灭了。六六说她永远不会忘记那时她对光明的渴望。柯庆施等人到了上海后,有人请客吃饭。据六六回忆,那时候她第一次见到了电梯,第一次吃到了西餐,第一次吃巧克力。不久之后,六六跟着家人搬离了花园洋房的家,搬进了工人新村。理由是柯庆施不喜欢花园洋房,认为那个时候的国家还非常的穷,他作为一个干部住好房子脱离了大众,心里很不踏实。住在工人新村虽然走进了群众,但是由于办公不方便,六六和家人又要搬家了。这次他们搬到了爱棠公寓,往后他们再也没有办过家。住房面积不大,但胜在离办公室不远,而且周围的邻居都是同事,六六的爸爸很满意这个家。 柯庆施的二女儿叫五六,三女儿叫友宁,儿子叫友京。他们为人低调,资料不详。唯一能够知道的是友京的妻子是邹家华的女儿。这就是柯庆施的子女一些资料。柯庆施怎么死的 柯庆施的下场是怎样的?1964年,柯老在上海做了手术,那时周总理特地在手术室外守了三个多小时。术后,柯庆施到北戴河疗养,随着天气渐冷,他又动身前往广州。大概疗养了半年后,柯庆施逐渐复原,准备继续工作。可是一月后,报纸和广播都报告了他的死讯,说他治疗无效死亡。 在柯老病亡后,国务院秘书长亲自前去处理丧事。柯庆施的追悼会相当的隆重,周恩来和邓小平亲自迎灵。一万三千多人到达公祭现场,主祭是当时的刘少奇主席。这是北京的公祭仪式。在同日,上海也举办了大型追悼会,林彪站在了最醒目的位置。另外有六个省会也举行了追悼会。江青对于柯庆施的逝世悲痛万分。柯庆施的女儿回忆,柯老这次的病来势凶猛,可在意识模糊的情况下,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两年后,报纸上出现爆炸消息,柯老并非因病去世,是死于谋杀。文中充满着强烈的火药味,把矛头对准了刘少奇等同志。 经过详细调查,柯庆施临死前的真相被还原。柯庆施在成都与四川省委一群人聚餐后,深夜感到腹痛,当时上海医疗小组火速赶往成都医治。经过反复确诊,认为柯老有患胆囊炎的可能。次日,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柯老转危为安。可是入夜后,心脏停止,经过胸部按压,心跳恢复。此后,心跳暂停好几次。第三天,柯庆施心跳停止,再无力回天。为了查明柯老的死因,专家医疗团解剖了他的遗体,一致确认他死于胰腺炎。人物评价 盖棺未定 柯庆施在人们的心目中,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虽没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贡献,但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另有人说,不,他搞极“左”,专门整人,还勾结“四人帮”,如果不早病逝,肯定会是“五人帮”了。对人的评价,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为历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观存在,不是任由评者可以随意抹红或抹黑的。 柯庆施是中共一位老党员,1922 年入党,据说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柯的仕途并不顺利,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妻子跳井自尽。建国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58 年5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时,可谓权倾一时,威震一方。由于柯个子长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时人们叫柯庆施为“大个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后,柯地位升迁很快,加上他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走路蹒跚,背又有点驼,人们又改称他为“柯老”,连毛泽东在中央开会时也对他戏称“柯老”,从此“柯老”就成了对他的尊称,其实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 我于1957 年因“严重思想右倾”,被撤掉《劳动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调去筹备创刊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并担任评论员。1963 年任市委副秘书长。在1958 年到1965 年的七八年间,除每半个月为《解放》杂志写一篇评论员文稿外,大部分时间为市委领导柯庆施、陈丕显等干活,曾为他们起草讲话、工作报告、理论文章约六十余篇,并五次随从他们一起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又多次跟柯庆施到基层单位调查研究,与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我不了解柯庆施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活动,也不想涉及对柯庆施的全面评价问题,本文只是就我和柯庆施在1958 年到1965 年间的接触中,如实讲述一些具体事实,供读者了解柯庆施的若干情况。我所记忆的事实并不连贯,确切日期也难记清,但这些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评海罢”的始作俑者是康生等人。先是曹轶欧请人评,后是江青组织人写。1964年,江青在北京找人写,未成,1965年春又转而到上海。江青是怎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是不是通过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还是其他人?说法不一。不过,可以从姚文元的写作时间上找到一些线索。我首先向当时与姚同在一个办公室的胡锡涛打听。胡锡涛回信说:“1965年4月下旬,内刊与华东局办公厅对换办公地点,从丁香花园迁出,搬入宛平路11号那幢三层楼。我的办公室在第三层楼……我搬入时,我的办公桌是很小的一张,而在右侧有两张大写字桌。公务员说是为姚文元准备的,他写文章要大桌子。五一节过后不久,姚大摇大摆来了。我弄不清他来干什么,但他是内刊编辑部副主任兼文艺组长,是我顶头上司,我不过问他的事。他来后,没有马上进入写作,先是到二楼与原《解放》杂志的同事聊聊,如钦本立、林学渊等等,但也没有透露写什么文章。直到过了一个月,我在周末过组织生活时,听林学渊讲:姚文元在写评吴晗的《海瑞罢官》,是由翁佩珍打字、油印,看到油印稿,才知道这件事。我听了也没在意,姚写批判文章多了,以为这一篇也只是个人兴趣所致……从5月一直搞到10月,断断续续写了6个月,大约写了10稿……他写到第8稿时,主动让我看稿平时我不看他的一堆书稿,还叫我提意见。”其次,据协助姚查史料的一位历史教师讲,姚是于1965年5月开始动笔的。姚在写了好几稿以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审阅、讨论、修改、定稿的,最后于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当时的编制在《解放日报》文艺部。据当时的报社领导说:“姚文元写‘评海罢’时,向我请过假,说市委要他写个东西,‘五一’以后文艺的稿子一般不看了……”

毛泽东参观后大为欣赏,马上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民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柯庆施鼓足干劲,一心标新立异不顾客观实际情况搞起“跃进”,在街道都要搞起大炼钢铁,引发了恶果巨大的全国性“大炼钢铁”。1959年,“大跃进”带来的恶果显现,全国浮夸成害,“共产风”横行,许多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图片 1毛泽东柯庆施 柯庆施曾经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位居李先念、谭震林之上,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与欣赏,甚至有取代周恩来之势。不过柯庆施在1965年就去世了,即使文革中仍两次受到表扬。 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盖棺未定 柯庆施在人们的心目中,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虽没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贡献,但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另有人说,不,他搞极“左”,专门整人,还勾结“四人帮”,如果不早病逝,肯定会是“五人帮”了。对人的评价,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为历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观存在,不是任由评者可以随意抹红或抹黑的。 柯庆施是中共一位老党员,1922 年入党,据说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柯的仕途并不顺利,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妻子跳井自尽。建国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58 年5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时,可谓权倾一时,威震一方。由于柯个子长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时人们叫柯庆施为“大个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后,柯地位升迁很快,加上他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走路蹒跚,背又有点驼,人们又改称他为“柯老”,连毛泽东在中央开会时也对他戏称“柯老”,从此“柯老”就成了对他的尊称,其实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 我于1957 年因“严重思想右倾”,被撤掉《劳动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调去筹备创刊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并担任评论员。1963 年任市委副秘书长。在1958 年到1965 年的七八年间,除每半个月为《解放》杂志写一篇评论员文稿外,大部分时间为市委领导柯庆施、陈丕显等干活,曾为他们起草讲话、工作报告、理论文章约六十余篇,并五次随从他们一起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又多次跟柯庆施到基层单位调查研究,与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我不了解柯庆施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活动,也不想涉及对柯庆施的全面评价问题,本文只是就我和柯庆施在1958 年到1965 年间的接触中,如实讲述一些具体事实,供读者了解柯庆施的若干情况。我所记忆的事实并不连贯,确切日期也难记清,但这些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薄一波回忆柯庆施 薄一波所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披露了大量关于柯庆施的言行史料。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和批评周恩来的过程中,都对柯庆施当时的态度和观点十分欣赏。“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向毛主席讲了一个情况,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搞社会主义。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他的这几句话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很深。毛主席立即想到,这种‘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有”。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做了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毛泽东拿到这个报告后,做了一些修改,将其发表在1958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 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说,柯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毛泽东甚至还于16日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周恩来、陈云等因主张反冒进,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周恩来不得不在成都会议上做了检讨。 柯庆施1958年5月13日关于文化革命问题的一次发言,令薄老“印象最深”,因为“他的这个发言,简直是太离奇、太令人‘陶醉’了”。当时,柯庆施绘声绘色地描述道: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15年内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不仅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讲到书上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柯庆施说:这样的设想到底合不合乎实际呢?“只怕我们的眼界还是小了些,想得还不够远大”,“现在已经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我们怎样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的问题了。薄老认为,柯庆施如此脱离现实的空想,对当时已经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把毛泽东推上神坛,“个人崇拜”最早的始作俑者,其实不是林彪也不是康生,正是柯庆施。

柯庆施,安徽歙县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历任中共安徽省临委书记、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红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统战部副部长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央上海局书记、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65年4月病逝。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两种崇拜”的观点:“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在中共八大的20名政治局委员中,至今没有出版传记的,只有柯庆施一位了,看来对柯庆施的评价还有难度,对柯庆施一生进行研究的人可能也不多。最近终于出现了两篇专门讲柯庆施的文章。一篇是冯锡刚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一篇是金平的《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均见《随笔》杂志。前者全盘否定柯,后者充分肯定柯。这引起我的注意和思考。

柯庆施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是他到上海后,他在1958年初上海市党代表大会上做的题目《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报告提出要“鼓足干劲,乘风破浪”,正中毛泽东当时酝酿要在全国大跃进的心里。


时间:2013-01-21 17:16:21 来源:不详

成都会议后两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提议,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

据当时的卫生部长钱信忠说,自柯动手术后,他便遵照周恩来[注: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的指示,陪柯在北戴河等地疗养。柯“自1964年7月养病至1965年4月逝世,就没回过上海。”——为了印证钱部长的说法,我请友人排了个时间表:柯1964年3月28日发烧,29日住进华东医院。4月17日周恩来专程到上海了解柯的病情。4月18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批准专家对柯做肺癌手术的建议。4月19日周恩来在沪参加柯的术前会诊。4月20日晨,柯开始手术,周恩来在医院守候了3小时。当晚,周恩来看望尚未苏醒的柯。5月,周恩来、陈毅陪同外宾访沪,一下飞机就赶到医院看柯。7月14日经中央安排,柯由钱信忠护送前往北戴河养病。9月18日柯离开北戴河去北京。10月柯在京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国庆活动。10月23日由北京去广州养病。1965年1月19日,柯在广州与邓小平一同会见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3月23日柯离广州去成都。——至于这段时间有没有热线联系,金平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材料:据日夜都在柯身边的机要秘书说,绝无这方面的联系。读毕金文,为了进一步核实,我又请教了这位机要秘书。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确实没有。”再据当时就认为江、姚秘密地“评海罢”是“不正派”,后来就不再参加“评海罢”一文审查、讨论的华东局宣传部长夏征农说:“姚文与柯老没有关系[注: 基本信息 歌曲名称:没有关系 专辑名称:优雅的刺猬 歌手姓名:魏如萱 发行时间:2010-5-27 发行公司:亚神 专辑语种:国语 专辑介绍 其实你不曾等待过,]。”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杨永直也说:“评海罢”“与柯庆施毫无关系”。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在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几次大会讲话中,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而周恩来不得不就1956年的反冒进当众检讨。当外界盛传毛泽东一度想用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的时候,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提到自己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但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

作者小介:作者邓伟志,安徽萧县人,上海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曾任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现为全国政协常委。

庐山会议上,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惠曾说过:“1958年无非三种人:第一种是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老老实实讲了假话;第二种是滑头,看风使舵讲了假话;第三种最坏,明知是假的还成心说谎。”你说柯庆施是哪种人?

柯庆施支持“评海罢”吗?

柯庆施认准了一条: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

柯庆施是1965年4月9日病逝的,这就是说,在姚动笔之时,柯已离开人间,柯又怎么会支持“评海罢”呢?有人说,江青是2月到上海找人写的。就算姚2月开始准备,那时柯已在广州养病,3月从广州出发与贺龙聂荣臻同机去成都,到成都养病。组织上早已决定柯一般不再过问上海的工作,柯怎能给姚文元以支持呢?

1959年7月庐山会议,柯庆施把握到毛泽东的脉搏,以特有的政治敏感对彭德责难,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

“文革”以后,柯庆施在政治上的名声不好,最主要的一个缘由是盛传“柯庆施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wWw.LSqN.CN大家知道,30多年来一直讲,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罢”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十年浩劫后,人们很自然地对“评海罢”的支持者有反感。社会上有很多书籍、文章都在讲是柯支持“评海罢”的,还能不相信吗?可是,不符合事实的话重复千遍,也决不等于事实。

柯庆施于1965年4月9日因病逝世,新华社讣告称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周恩来说:“党中央、国务院为柯老举行了我党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追悼仪式。”从1954年至1965年,整整10年,柯庆施被称为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

本文摘自《江淮文史》2004年第1期,作者:邓伟志,原题:《评柯庆施》

柯庆施还有一句“名言”:“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以为了不起了。”

柯庆施1922年入党,据说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建国前,任石家庄市长,建国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国务院副总理;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江青染指文艺界后,柯庆施敏锐地扑捉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一直感激“柯老”对她的支持。

这期间,毛泽东到上海钢厂和机械厂视察,提出“赶美超英”的口号。柯庆施也紧跟着到工厂作动员,号召广大职工发挥了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自力更生地造出万吨水压机,用小的动力机加工制造出百吨、几百吨大型机械设备,大长中国人民志气。

柯庆施在延安时人们叫他“大个子”、“大鼻子”、“老柯”。建国后南下,他的地位迅速升迁,加上他一脸严肃,又有点驼背,人们又改称他为“柯老”。他的一篇文章让他蹿红,毛泽东在中央开会时也戏称他“柯老”,从此“柯老”名震天下。周恩来、江青都开始这样称呼他,其实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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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施“紧跟”毛泽东,说出了这么一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毛泽东对柯庆施说:“你们这个报告写得好,乘长风破万里浪,搞革命,搞建设,就要有这种精神状态。”毛泽东把这个本是上海一个地区的党代会报告,全国报纸转载,这是从未有过的,实际上毛泽东想把这个报告作为动员全国大跃进的一个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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