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世界史 2019-10-19 21:46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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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酒文化代表

王小甲

7月22日,以色列少数民族之一德鲁兹人先于阿拉伯人发起司法抗争,要求最高法院推翻上周末议会通过的《犹太民族国家法》。人数仅占总人口1.6%的德鲁兹穆斯林,自以色列独立建国后就一直是主体民族犹太人坚定和可靠的政治盟友,彼此患难与共信任有加。尤其与第二大少数族裔阿拉伯人不同的是,德鲁兹人长期是国防军的兵源之一,尽管数量微不足道,但这种关系成为以色列民主、共和与多元一体的重要象征。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几十年的冲突史上,无辜民众被残忍杀害的事件已不是新闻。即便如此,7月2日发生的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少年胡达伊尔被绑架后遭犹太极端分子杀害的事件,仍让听闻者感到震惊。胡达伊尔被残忍杀害的事件,引发巴勒斯坦人大规模骚乱,最终触发又一次的加沙战争,也让一个名叫“家族”的犹太极端组织浮出水面。《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范小林 发自耶路撒冷

1948年至1949年的战争使大约86万难民从以色列逃到加沙、约旦河西岸及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到2010年,这些难民及其后代总人数接近500万。与此同时,几乎相同数量的犹太人离开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移居到国外,整个迁移过程持续了30多年。

如今,德鲁兹人强烈反对《犹太民族国家法》表明,以色列长期引以为豪且被外界称道的“中东唯一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民族平等理念出现历史倒退,这不仅严重伤害以色列的国际形象,还将撕裂原本十分复杂的以色列社会,并为和平解决中东争端制造新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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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阿以冲突的焦点地带:耶路撒冷

“犹太国家”: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

7月4日,在东耶路撒冷舒阿法特,巴勒斯坦人抬着2日晚被犹太极端分子残忍杀害的穆罕默德 阿布 胡达伊尔的棺材参加葬礼。《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睿/摄

本文摘自《世界大历史:1900至反恐战争》,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以右翼立场着称的《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议员艾克拉姆﹒哈桑及其他德鲁兹高级官员22日向高等法院提交请愿书,要求裁定全部或部分《犹太民族国家法》内容违宪。他们在请愿书中呼吁,这部新法律“是对德鲁兹社团的重创,对民主的重创,也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重创……《犹太民族国家法》不合时宜且毫无道理地伤害了所有少数族裔,使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成为流民。”请愿书还强调,该法违反以色列基本法中奠定立国基础的公民尊严与自由保障,打破了以色列犹太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微妙平衡,降低了阿拉伯语官方地位并鼓励扩建犹太定居点,将隔离制度引入不同族裔。

3名嫌犯属犹太极端组织

阿以冲突巨大的人力代价

7月19日,以色列议会经过8个多小时的通宵辩论,完成三读程序并以62票赞成、55票反对和2票弃权的结果,勉强通过酝酿数年的《犹太民族国家法》,使其成为构成以色列宪法体系的基本法之一。该法规定“以色列历来是犹太民族的家园”,犹太人在以色列“独享自决权”,建设犹太定居点符合“国家利益“,政府应该对此“鼓励和推动”,并将长期与希伯来语并列为官方语言的阿拉伯语降格为“特殊地位”语言。

16岁的胡达伊尔在一大早去家附近清真寺的路上被绑架。几个小时后,以色列警方在森林里发现了他被烧焦的尸体。巴勒斯坦目击者看到他被3个犹太人推进一辆汽车中,他们试图追上绑匪的车,但没能成功,随后向警方报警。初步验尸结果显示,胡达伊尔的头部遭到重击,身体有被虐待的痕迹,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他是在活着时被烧死的!

受该冲突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的人民——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对彼此怀有极大的怨恨。冲突大部分是由于平民长期遭受公共暴力、政治暴力、恐怖袭击、报复和剥削行为引起的。公共暴力始于针对犹太人发动的暴乱,主要爆发于英国统治巴勒斯坦的初期。1936年至1939年的阿拉伯起义中,第一次出现了游击行动。20世纪40年代,极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为了创建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对英国和阿拉伯使用了恐怖袭击手段。1948年至1949年战争期间,许多犹太人和阿拉伯平民被游击队和常规军队蓄意杀害。

《犹太民族国家法》的头号推手、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议会表决后称,“这是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家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他强调,“我再说一遍,这是我们的国家,犹太国家。”2009年,内塔尼亚胡在巴尔伊兰大学发表演讲,就恢复以巴和平谈判并以“两国模式”解决争端提出先决前提条件,首次要求巴勒斯坦人必须承认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属性”。

是什么人如此残忍地杀害一名无辜的少年?以色列警方和国家安全总局在案发后,逮捕了6名嫌犯。根据警方14日公布的案情,其中3人已经认罪并交代了犯罪经过,另3人被释放。

但阿以冲突的人力代价远远超出伤亡数量。1948年至1949年的战争使大量人员流离失所。大约86万难民从以色列逃到加沙、约旦河西岸及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到2010年,这些难民及其后代总人数接近500万,其中有近100万人住在联合国难民救济工作机构设立的难民营中,该机构每年投入费用超过6亿美元。与此同时,几乎相同数量的犹太人离开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移居到国外,整个迁移过程持续了30多年。以色列政府鼓励他们迁往外国,而在许多阿拉伯国家遭到的迫害也使他们不得不迁往国外。对于两个民族来说,这种迁移是很痛苦的,因为要离开自己的家园和原本的生活。

围绕这一法律的出台,120个席位的以色列议会陷入分裂与对峙,支持阵营可谓险胜,仅仅争取到比法定最低票数多一票的结果,表明犹太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立法机构竟有近半数议员持反对或弃权立场。将以色列定性为“犹太民族国家”并不代表绝大多数犹太人的共同愿望,因为这不符合以色列独立宣言主张,也与现代民主与共和的以色列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民族平等与文化融合格格不入。

3名凶嫌中除了一人30岁以外,其他两人都是与胡达伊尔年龄差不多的十几岁少年,他们均来自耶路撒冷及其附近的极端正统犹太教社区。这3人并不认识胡达伊尔,他们杀害胡达伊尔的动机就是要为之前被杀害的3名犹太青年复仇。30岁的凶嫌负责开车,在东耶到处寻找目标,最后绑架了胡达伊尔,也是他用铁棍猛击胡达伊尔头部,并在其他两名凶嫌帮助下,用汽油将胡达伊尔烧死。

在以色列,来自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伊斯兰国家的移民被称为米兹拉希犹太人,面临着艰难的融入过程,他们受到歧视,生活水平比那些来自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犹太人低。与此同时,那些在战争期间仍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获得了以色列国籍,这些人占如今以色列人口的20%左右。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理论上有平等的法律和政治权利,但在很多情况下,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会受到歧视。

中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联盟议员纳赫曼﹒谢伊表示,新法“伤害性极大,它呼吁将加利利地区犹太化……将给以色列带来严重伤害。”已故总理、利库德集团创始人梅纳赫姆﹒贝京之子、两名弃权者之一也是唯一没有投赞成票的议员本尼﹒贝京声称,“利库德集团领导层所做决定不符合我的期待”,“基于人权保障的爱国主义寿终正寝,危险的民族主义时代已经到来”。中间派的未来党议员亚伊尔﹒戈尔曼说,这条法律是“民主的毒药。”

虽然以警方拒绝证实,但据媒体报道,这几名凶嫌都是“家族”成员。“家族”是耶路撒冷贝塔足球俱乐部的狂热球迷组成的一个极端组织,他们不是单纯的足球流氓,而是反对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分子,经常借着足球比赛闹事,用种族主义语言谩骂、侮辱和威胁阿拉伯人,并常对阿拉伯人进行暴力袭击。

图片 32006年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地图。

阿拉伯议员的立场更是可想而知,他们不仅强烈反对,而且以撕毁法案文本或挥动黑色旗帜的方式表达抗议。资深议员艾哈迈德﹒提比对记者称,“我怀着震惊和悲伤之情宣布,民主已告死亡,“法西斯主义和种族隔离正式登台亮相。这是黑暗的一天”。议会第三大阵营、代表阿拉伯人利益且有13个席位的“联合名单党”领导人艾伊曼﹒奥达在表决后声明,“议会通过一部犹太人至上法律,告诉我们,我们将永远是二等公民。”

“家族”成立于2005年,目前人数不详,有报道说他们的人数有几百人,但他们自称有3000人。他们反对任何穆斯林或阿拉伯人为贝塔足球队效力。贝塔队曾想签约两名车臣的穆斯林球员,遭到“家族”强烈反对,并为此焚烧球队经理办公室。在足球比赛中,他们还经常扯出极右犹太人党派卡赫党的旗帜,并大喊“阿拉伯人去死”和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极端口号。由于这些人经常在比赛进行中挑起暴力事端,贝塔队经常被罚,一些比赛也不得不关着门在空无一名观众的体育场馆进行。此外,“家族”甚至还攻击以色列足协裁判和主席。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

内外创伤:启动历史倒车,激化现实矛盾

“家族”成员多为“哈瑞迪”辍学青少年

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面临的处境完全不同。1967年,以色列占领这些区域后,居民们才发现自己的家园受到了军事占领。以色列政府鼓励犹太人在这些地区定居,尤其是约旦河西岸。最初,这个行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在1977年右翼利库德集团夺取政权后,定居行动急剧加速。截至1987年,共有6万名犹太人定居在约旦河西岸的几十个定居点。到2010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大约50万,其中包括居住在以色列单方面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各个时期,占领区的阿拉伯人的生活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宵禁、关闭学校和大学、未经审判就拘留、限制群众运动等手段,都被以色列当局用来控制人民。

以色列现有人口888.6万,其中犹太人占74.5%约为600万,阿拉伯人占20.9%约为180万,其余为德鲁兹人、亚美尼亚人和贝都因人等少数族裔。犹太教占主导地位,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分别为第二、第三大宗教。根据现行法律,凡以色列国民不分种族、信仰和性别一律享受完全平等的社会和政治权利。

这个极端组织里的犹太青少年是从哪里来的呢?以《国土报》资深专栏作家安塞尔 普费弗在他的文章中,深入探讨了犹太青少年如何成为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分子。

在1987年爆发的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期间,以色列国防军用枪击、殴打、逮捕、毁坏住宅等手段试图镇压投掷石块反抗的年轻人,共有超过1,0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1993年双方签署了《奥斯陆协议》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虽然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开始管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部分地区,但以色列人的定居点仍然存在,而以色列国防军检查站限制了巴勒斯坦人的活动。

《耶路撒冷邮报》前主编杰夫﹒巴拉克着文称,与承诺保障所有公民平等权利并呼吁阿拉伯人参与国家建设的独立宣言不同,《犹太民族国家法》直接无视占总人口1/5的阿拉伯公民的存在与合法权益……大量证据表明,阿拉伯公民与犹太人公民相比权益保障存在差距,但至少导致以色列建国的民主精神有给予各民族完全平等权利的明确愿望……新法无疑告诉阿拉伯公民他们不受欢迎,他们是二等公民。”他进一步抨击说,以色列已深陷反自由主义、不平等和种族主义,并印证了前总理耶胡德﹒巴拉克对弥赛亚主义与种族主义合流的担心,作为以色列立国基础的犹太复国主义-民主主义受到威胁。

他发现,一些极端右翼青年属于极端正统的犹太教社区的边缘人群。他们来自极端正统的犹太教家庭,通常是犹太教学校的辍学生,后来发展成流氓地痞,又被极端右翼组织拉拢。这些“哈瑞迪”辍学少年属于被整个犹太人世界忽视和不被以色列社会理解的一个群体。

当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时,占领区发生了更严重的暴力事件。这一次巴勒斯坦人用枪支和自杀式炸弹袭击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报复性地空袭了巴勒斯坦。6,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1,000多名以色列人在这些暴力事件中死亡。从很大程度上讲,和平进程也就此终止。

《犹太民族国家法》的出台也引发国际社会不满。巴勒斯坦当局强烈谴责该法是“种族主义与种族隔离法律”,“为进行种族清洗和对巴勒斯坦人民宣战铺平了道路”,而且“为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松绑,为伤害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公民地位提供了正当性。”土耳其谴责以色列此举“违背普世原则”,践踏其境内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欧盟外交事务专员称,该法案将使以“两国方案”为基础解决巴以冲突的方式复杂化。

不幸的是,这也使他们成为最容易受到种族主义思想影响的一群人。种族主义极端组织在犹太教社区设立分支,在街上寻找这些被忽视的“哈瑞迪”辍学少年,诱惑他们加入自己的组织,给他们灌输民族主义、犹太人至上、暴力和无视法律的思想。这些青少年平时受极端的拉比反对阿拉伯人的观点影响,早已对阿拉伯人充满仇恨。

图片 4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

分析家们认为,内塔尼亚胡本人就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在未来大选中获得势力强大的犹太民族主义者的选票,刻意迎合流行于世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甚至不惜与欧洲的种族主义拥趸或反犹太主义领导人合流。杰夫﹒巴拉克就此指出,内塔尼亚胡在议会通过《犹太民族国家法》之际邀请倡导种族主义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来访是“以色列的耻辱”,因为他全然不顾后者曾称赞二战战犯、匈牙利摄政皇霍尔蒂的言论,忘记了恰恰是霍尔蒂将44万犹太人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以色列,极端正统犹太教社区的青少年教育体系完全独立,他们进入犹太教学校学习,与世俗犹太人接受完全不同的教育,而且没有政府监管。据统计,在以色列青少年中18%是犹太教学校的学生,人数大约为30万。以教育部称其中辍学率达8%,但一些观察家认为真实的数字应该在三倍以上。

沙龙的“分离”计划

以色列议会通过这种既开历史倒车、又激化现实矛盾的法律,也与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有直接关系。奥巴马政府时期,内塔尼亚胡提出的“犹太国家”主张不受美国待见,以色列扩建定居点的做法甚至遭遇美国在安理会非常罕见的放水式惩罚。但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重新明确偏袒以色列,公开在耶路撒冷归属问题上为以色列站台,壮大了以色列极右翼势力的底气,使其继续以造既成事实的方式在错误方向上变本加厉,越走越远。

成千上万的辍学青少年受到宗教束缚,无法脱离自己的犹太教社区。在犹太教社区,常可以看到很多在街上无所事事的辍学少年,他们在自己的社区无人关心,在社区之外也缺乏政府部门帮助。由于没有受过正常教育和培训,他们无法融入犹太教社区以外的社会,找不到工作,成为社会边缘人。这使他们转向极端组织寻找出路,走上犯罪和从事极端暴力行为。

2003年,总理阿里尔·沙龙领导的下以色列政府,着手实施“分离”计划,以控制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之间开展的所有运动。沙龙的计划是加强以色列的安全防御——在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将占领区内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离开来。截至2011年,这一计划的实施使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更加简单,其中许多人发现他们与自己的工作、活动领域或者他们的学校相隔离。但另一方面,从很大程度上来讲,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浪潮结束了。

《犹太民族国家法》除字面体现的“压制异族、独尊犹太”,公然违反国际法强化耶路撒冷的所谓犹太属性并继续蚕食和并吞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外,还为巴以最终谈判地位设置了更高门槛,即否决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确保犹太人占以色列人口的绝对多数,以维护所谓犹太民族、文化和信仰的纯粹性。以色列专栏作家苏珊﹒劳尔夫撰文称,以色列不再是“双民族、双语言、双首都”国家而变成单一国度——犹太民族国家、讲希伯来语、首都是耶路撒冷……”

卡赫主义仍受极右分子追捧

2005年,沙龙单方面撤回了加沙地带9,000名犹太定居者,然后将以色列国防军也撤回,将当地的管理权交给了巴勒斯坦当局。但是激进的哈马斯在2007年夺取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在埃及、欧洲和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对这片地区实施了严密封锁。这不仅是为了阻碍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的激进分子的军用物资供给,同时也是为了惩罚支持哈马斯的平民百姓。封锁使进口量减少至之前的四分之一,尽管有一些人通过埃及隧道偷运物资,但占领区人民的生活还是变得极度贫困。2010年,以色列和埃及开始放宽封锁,允许更多的消费品进入。

根据以色列现有司法制度,基本法具有宪法修正案性质和地位,因此,最高法院很难修改或推翻《犹太民族国家法》,只能寄希望于议会将来经过立法程序调整或废除。因为这部法律使以色列内部陷入倒退与分裂,外部更加丧失道义而孤立无援,本质上说,根本无助于实现“以土地换和平”,无助于维护以色列的长治久安。(作者为着名国际问题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联社总裁)

犹太极端组织在以色列并非新事物,犹太极端分子多年来所犯下的恐怖主义恶行历历可数。以色列建国后,最有代表性的极端右翼思想当属卡赫主义。1969年,美国出生的犹太拉比卡赫创立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党卡赫党,他主张用恐怖主义手段驱逐阿拉伯人,重建圣经时代的大以色列给犹太人居住。卡赫党曾一度进入以色列议会,但由于其极端的暴力主义,后来在以色列被禁。

卡赫1990年在纽约被暗杀,但他仍被一部分极端右翼的犹太人视为英雄,他儿子继承其衣钵,建立了“卡赫永生”。1994年,这个组织的犹太极端分子巴鲁克 戈尔茨坦在希伯伦的清真寺内向正在做礼拜的穆斯林开枪,打死了29名巴勒斯坦人,制造了“希伯伦屠杀惨案”。1995年,另一名卡赫的追随者伊格尔 埃米尔更是打破了犹太人不杀犹太人的禁忌,暗杀了以色列总理拉宾。卡赫党和“卡赫永生”最终被以色列和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列为恐怖组织。

卡赫运动转入地下,但卡赫主义的暴力恐怖思想却仍被以色列的一些极右分子追捧。自2005年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带后,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兴起了“价签行动”,每当以色列警方或军方对非法犹太人定居点进行清除,一群极端右翼犹太定居者青年就会选择一定目标进行他们称之为“价签”的破坏,意为有人要为清除非法定居点的行为付出代价。这些破坏行为一般都采取纵火烧毁清真寺、损坏穆斯林墓地、喷涂侮辱或威胁性标语等形式,甚至攻击以色列安全部队和左翼和平人士。

这个组织的人数不详,大多数也是年轻人,而且目标更明确,也更局限,即主要针对不认同他们非法建立定居点行为的事件进行报复,复仇行为也集中在损坏财物上,比如拔除巴勒斯坦人的橄榄树、砸毁汽车、破坏清真寺和修道院等,但没有达到残忍杀人的地步。

以方偏袒致极端主义土壤难除

虽然对于以往的“价签行动”和此次犹太极端分子杀害胡达伊尔的事件,以色列政府都强烈谴责,并要求警方严惩。但事实上,在以巴冲突复杂的背景中,以警方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每当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发生冲突,以军和警方总是选择对犹太人进行偏袒和保护,而巴勒斯坦人总是被限制和打压的一方,以军和警方没有意愿,也从来没有向受到犹太人暴力袭击的巴勒斯坦人提供必要的帮助。2011年4月,巴勒斯坦警察在纳布卢斯约瑟墓打死一名犹太人,引发“价签行动”。犹太人向60号路上的巴勒斯坦车辆投掷石块,以警方并没有阻止这种行为,而是要求巴勒斯坦人不要再使用这条道路。

在胡达伊尔被绑架的前一天,3名凶嫌试图绑架东耶另一名9岁的巴勒斯坦男孩,但因被男孩母亲发现而未遂。这名男孩的母亲报警后,并未引起以警方的重视,否则胡达伊尔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胡达伊尔的父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以色列司法机构能否依法惩处杀害他儿子的凶手表示“不抱信心”。这名来自东耶路撒冷一个巴勒斯坦大家族的父亲说:“我不相信他们,一点也不信。我担心他们会说那些凶手是疯子,把他们关上一两年就放了。”

就在记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以色列媒体报道,3名杀害胡达伊尔的凶嫌可能会被认定为精神失常。一个专门为极端右翼犹太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极右组织Honenu作为3名凶嫌的辩护方声称,这3人是因为“暂时精神失常”而杀害了胡达伊尔。30岁的那名凶嫌有精神病史,他曾试图杀害自己的女儿,另外两名17岁的少年是“社会边缘人,一直精神不正常”。

在以色列,多年的以巴冲突和特殊的民族、宗教和生存现实,使否认极右组织带来的危险,甚至否认极端组织的存在,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在3名犹太青年被杀害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凶手是“畜生”,并称犹太人不会做这种没有人道的事。但事实证明,犹太人的极端组织与巴勒斯坦极端分子一样激进残忍。

一些媒体评论认为,以色列整体右倾的民情和当局对犹太人极端右翼势力的姑息,助长了极右翼暴力事件的发生。以色列的极端分子现在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的观点变得更加流行,他们的行动也更加高调。以色列的社交媒体上也充斥着要向阿拉伯人进行报复的言论,一个名为“让我们杀死所有阿拉伯人”的团体在很短时间内就召集了7.3万人加入。

对此,以《新消息报》专栏作家纳胡姆 巴尔内亚说,仅仅只是谴责是不够的,这些极端青年不是从真空成长出来的,必须消除极端主义存在的土壤,才能制止再次发生这样惨无人道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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