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文物考古 2019-08-20 22:21 的文章
当前位置: www.649.net > 文物考古 > 正文

从大汶口符号文字和陶寺观象台探寻中国天文学

关键词:大汶口符号  陶寺观象台  天文学起源  太昊  少昊

具体用途有待于进一步检测

 

二、1977年至1985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于庄东南遗址发掘领队房振介绍,此次发掘基本确定于庄东南遗址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延续至明清时期的聚落遗址,文化堆积丰富。让房振感到惋惜的是,出土的器物多是残损的碎片,完整的器物很少。然而,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进行,考古人员竟有了意外的发现。

关键词:考古天文学  地平历   天象崇拜  史前文化遗迹  日出方位观测  圭影测量

1928年至1976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大体上处于资料积累的初始阶段。1928年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可作为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其中又可以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为探索夏文化而开展的豫西考古调查为标志,将这时期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这时期的前一阶段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为探索商代文明,对安阳殷墟进行了10年15次的发掘。发现了商代后期王都的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群、甲骨档案库、王陵和千余座为祭祀王陵而牺牲的小墓或祭祀坑,出土了一批反映商文明特点的甲骨文、青铜礼器、兵器、车饰等。使学术界开始认识到商殷时期已经出现了国家。如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分别于1936年、1941年、1944年提出商殷时期已形成国家,郭沫若则在1942年认为殷周是奴隶社会。后来,曾多次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李济,依据安阳殷墟15次发掘的收获,首次探讨了中国文明的开始和特征,于1957年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了《中国文明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Civilization)。李济在该书中指出:安阳殷墟表明的商文化,具备着熟练的铸铜技术,独立发展的文字系统,和一种复杂而有效率的军事组织。这文化表现出物质生活的富庶,高度成熟的装饰艺术,明确的社会组织和对祖先极高崇拜的神权政治。他认为所有伟大文明的发生都是于文化接触的结果,殷墟商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开始阶段。他在1935年还曾推测,在殷墟商文化以前仰韶文化以后的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其相当于中国传统史学中夏及商代前期。后来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印证了这一推测。 另一方面是追寻殷墟商文化的源头,在山东、河南等地探索龙山期文化遗存。至1939年,梁思永研究龙山期文化遗存,在提交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议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中,总结了龙山文化的特征,并将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他认为龙山文化与殷文化在十个方面有着共同点,后岗二层是豫北殷文化的直接前驱。该文实际上点明了龙山文化时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在这时期的后一阶段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主要是围绕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与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以及探索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私有制起源问题。 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至1973年全面揭露出一座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宫殿建筑基址,以及一批铜器、玉器和大型石磬等,并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四期,宫殿基址、铜器、玉器属第三、四期。这些发掘资料公布后,围绕夏文化探索或早商文化研究,对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展开了初步探索。如佟柱臣的《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一文认为,仰韶文化时期还未形成国家,只有到了龙山文化及其以后,才出现了夏代奴隶制国家,处于文献记载的夏族活动区域之内的二里头一期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年代上相当于夏,应是探索夏文化的对象;夏代晚期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属于红铜时代。他还依据文献论证了夏代已按地域来划分国民、设立有公共机构,进而说明夏已是奴隶制国家,并依据二里头遗址第三期资料论述了早商的手工业、商业及阶级对立情况。李民、文兵的《从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一文,则主要依据二里头遗址第三、四期资料讨论了商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认为二里头宫殿遗址是奴隶制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 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私有制起源问题探讨,主要是伴随着对各地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而展开的。对各地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的研究主要有石兴邦的《我国奴隶制国家形成前夕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文,认为黄河流域各地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在冶铜术、精磨和镂刻技术及制陶等工艺技术方面较仰韶文化时期有了显著提高,农业、畜牧业等生产的发展使社会分工更加明确,父权制的确立使集体劳动变成了家庭劳动,由此产生了贫富分化,私有制也因之萌生。并推测“也许龙山文化末期就是夏文化的开始,或者夏文化本身就是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发展到后期的一个阶段。”这时期从考古学上探索父权制的内涵,对后来的中国文明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大汶口文化所有制的探讨,是在《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一书出版后展开的。在1975、1976年间发表了5篇论文,如宋兆麟的《我国私有制出现的重要例证-对大汶口遗址随葬制度的剖析》,魏勤的《从大汶口文化墓葬看私有制的起源》,单达、史兵的《从大汶口文化遗存看我国古代所有制的孕育和萌芽》,于中航的《大汶口文化和原始社会的解体》,鲁波的《从大汶口文化看我国所有制的起源》等。他们大都认为大汶口文化时期私有制产生了,正经历着原始社会的解体;也有人认为当时处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的阶段,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主,所有制只是有了孕育以致萌芽。对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及有关问题的讨论,是引发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蓬勃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初始阶段中,在中原、海岱、长江中游、环太湖、辽西等全国各区域相继发现确立了一批新石器文化和商周时期文化遗存,初步建立起各地区秦以前的考古学文化编年,还对仰韶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通过对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的大规模发掘确立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年代和文化关系,建立起中原地区距今7000年以来至殷墟商文化的文化编年,为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础。而对仰韶文化社会制度的探讨,则为以后对中国国家形成之前的社会制度的研究积累了经验。

 

象形符号解读多样

 

如果说1977年以前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主要是考古学上的资料积累,即通过安阳殷墟的发掘,揭示灿烂的殷墟商文明;通过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初步的大面积发掘,追溯早商王室文化,提出了探索夏文化、夏代国家的课题;通过对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和各地龙山文化的考古研究,以及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与确认,探索新石器时代晚期经济形态的变化与私有制的产生等问题,为日后探索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条件。那么1977年以后,则依据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成果,明确地提出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课题。 标志这一阶段开始的研究工作有两项。一项是唐兰对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的研究,提出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另一项是由安金槐率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的夏文化探索过程中,在登封告成镇西发现“王城岗”城址。唐兰对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的研究,是1975年以来开展的对大汶口文化社会发展阶段及私有制产生等问题研究的继续。他在《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一文中认为,大汶口文化已经出现了阶级,是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论据有5点,如大汶口墓葬中贫富分化现象、墓葬等级差别,男女合葬墓中随葬品偏重于男性一侧,有43座墓随葬猪头、最多的一座有14头,已经有了文字等。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论据是文字。他认为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刻划符号“?”是文字“炅”,是我国现行文字的远祖,据此进一步推测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是从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初期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并认为我国奴隶制社会时间长达3000余年,分为三期:传说时代中的太昊、炎帝、黄帝、少昊是初期,帝颛顼、喾、尧、舜为中期,夏、商、周三代为晚期。 关于汉字的起源,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过探讨。郭沫若在1972年提出: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类似文字的刻符,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省吾于1973年认为半坡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他还考释大汶口文化陶尊刻符“?”为“旦”字,并认为当时已经有了由更早的简单独体字演化成的复体字。 他们的这些研究,主要是探讨汉字的起源问题。而唐兰对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刻划符号的考释与传统史学中传说时代的人物联系了起来,作为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论据之一,则将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赫然地提了出来。唐兰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针对其观点展开了一场有关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的学术讨论。在讨论中,唐兰坚持其观点,主张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文字,进入了初期奴隶制社会,中国的文明史应从黄帝开始,已有6000年左右。 这场学术讨论持续至1979年。通过这次讨论,加深了对约距今5500~4500年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尤其是距今4800~4500年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文化特征、社会性质的认识,以及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器刻划符号所体现的远古文明火花的认识。而这次学术讨论所产生的深远意义,则是在考古学界、史学界播下了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种子,催发了研究者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与地域的深思。 七十年代后期对夏文化的探索,是1959年豫西调查后大规模发掘二里头遗址的继续,分别在晋南和豫西展开。1977年春在豫西登封告成镇西发现“王城岗”城址后,于1977年11月在登封召开了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提出了禹都阳城即“王城岗”城址,以及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探索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的问题,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方面研究的深入与展开的讨论,为探索夏文化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同时也启发研究者先后在中原、海岱、长江中游等地区寻找距今4000年以前的城址。所以,登封“王城岗”这一中原地区距今4000年以前城址的首次发现,实际上也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拉开了序幕。 1977年至1985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尚属初步探索阶段,其特点仍然是考古探索为主导,在局部领域展开,并依据日益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而最重要的是开始了从理论与具体个案的分析上进行了系统研究。这时期形成的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明显推动作用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项。

 

王者葡京官网 1

    ……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这个词汇出现较早。但在中国学术界将中国文明起源作为一个学术专题进行探索,大致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而对这个课题首次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夏鼐。1983年春,夏鼐在日本演讲《中国文明的起源》时,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课题所涉及到的“文明”一词的概念与含义,并从考古学上追溯了中国最早的文明,还指明了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范围和大致的地域范围。 夏鼐在那次演讲中依据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史学说,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文明”一词的概念和含义。他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 如果按照夏鼐确定的“文明”一词的概念和含义,那么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最早探索,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研究方法来探索中国的古代社会。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序中指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走向。”“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纸。”“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方法便是以他为响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红种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研究的主要是殷商社会制度,但他研究的目的是要写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中国续篇,这表明他实际上已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所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应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先导。 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28年至1976年的准备期,1977年至1985年的初步探索期,1986年至2000年的全面开展期。2001年以后,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开展为标志,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唐兰认为这是“炅”字,“两个较繁,上面刻画着太阳,太阳下面画出了火,下面是山, 而另一个字却只在日下画出火形,把山形省略,因此,跟后来的‘炅’字完全一样。” 唐兰 又认为“炅”字即“热”字,它是“代表一种语义的意符文字”。李学勤基本认同唐兰的观点,认为表示“日”的圆圈下面的符号为“火”。

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早期的文字;有的认为这是自然或者图腾符号,但不是以单一文字的形式,而是以不同文字的合体形式呈现;还有学者认为刻画符号展现了远古人的阴阳观念,是太阳与天地阴阳合一的显示。

 

一、1928年至1976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王者葡京官网 2

 

较早对这个符号提出解释的于省吾认为:“这个字上部的、象日形,中间的 、象云 气形,下部的象山有五峰形。……山上的云气承托着初出山的太阳,其为早晨旦明的景象,宛然如绘”,“这是原始的旦字”。 邵望平基本同意“旦”字说,认为下面不带“山” 的是“旦”字,下面带“山”的或许是从旦的另一个字。

房振告诉记者,根据学界研究,大口尊的功能主要有酿酒器、粮食加工器、特殊盛器、生殖崇拜、丧葬仪器、祭祀礼器等不同观点。那么,在灰坑中发现了这样一件完整的大口尊,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房振介绍,于庄东南遗址出土的这件大口尊是近年来大汶口文化首次发现、同时也是鲁中地区大汶口文化核心区域首次发现的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尊,对研究该区域的文明发展、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文化传播以及中国早期文字起源具有重要意义。1969年大口尊在北京展览后,引起了古文字学界的关注,它的名字从此在国内外广为流传。人们一说到“陶文大口尊”都肃然起敬,因为它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物证。

    人类在文明的早期对天文现象的关注远远超过现在。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天文观测对人类生产生活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通过天文观测定季节、定方向,并由此建立起时空秩序,从而能够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为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前提。人类文明的各种表现形式--从文字到艺术,从居室到墓葬,从宗教场所到城市规划--无不以不同形式渗透了天文学的观念。考古天文学(Archaeoastronomy)就是利用天文学原理对古代文化遗存进行研究,揭示考古遗存中包含的天文学内涵,认识古文明中的天文学。这一学科在西方开始于19世纪末,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对英国巨石阵(stonehenge)的研究成果的发表而渐趋成熟。此后,西方考古天文学家在欧洲、西亚、北美等地的古文明中都发现了与天文有关的遗迹。

    在大汶口文化中,发现了多种刻画符号,因为这些符号可能与文字的起源有关,所以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其中最先出于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家村的约5000 年前的一种刻画符号文字(封二)受到了最多的重视。这个符号基本有两种写法(图1)

作为记录和传达语言的工具,文字最早的出现形式是在新石器时代陶器器壁上较为原始的刻画符号。日前,济南市考古馆展出一件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尊,这件鲁中地区大汶口文化核心区域首次发现的带刻画符号的大口尊,是在发掘过程中的偶然发现。

0  前言

(作者:徐凤先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原文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1卷  第4期)

意外发现完整大口尊

摘要:对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部分重要疑似具有天文观测与天象崇拜功能的考古遗址进了天文考古考察。遗址年代跨越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1700年前的魏晋时代。这是在中国境内第一次大范围的考古天文调查。首先提出对史前文明中心遗址的“天文环境”进行测量和探讨,包括考察遗址周围有无适合观测某些特定季节日出的山峰轮廓,考察遗址在建筑朝向或布局上有无特定的天文意义。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子山遗址的结构表明当时已经用天文方法正南北。其石板上的北斗星象,反映了北斗星崇拜的悠久传统。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和东山嘴遗址发现的石块堆砌的圆丘,很可能具有宇宙图景的意义。东山嘴遗址地势高出,东面山廓明显,是理想的“地平历”观测系统。大汶口文化可能有春秋分日出天象崇拜,宗教图腾意义重大。大朱家村遗址的豆家岭,有可能就是大朱家村遗址的太阳观测祭祀台。山东龙山文化两城镇遗址和王湾三期文化(旧称河南龙山文化)王城岗遗址似乎都没有明显的“地平历”观测环境。我们的研究表明,陶寺文化兼有“地平历”和圭表测影系统。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早于陶寺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和王湾三期文化大致与陶寺文化同时,这意味着中国史前天文观测技术经历了从观测日出方位向圭表测影的演变。中国考古天文学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源流、中国远古文明的起源以及中国古代敬天崇拜的内涵,意义重大。

摘要:中国古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定季节的方法是观测正午日影和黄昏中星。陶寺观象台展示了观测日出方位定季节的古老传统的遗迹。从认知科学史的角度看,观测日出入方位确定季节一定早于观测正午日影和昏旦中星,只是这一段历史已经延伸到文献记载和中华文明的记忆范围之外。大汶口文化出土有由太阳、云气和山峰组成的象形文字,考古学上认为大汶口文化为太昊和少昊族文化。太昊和少昊属于古史的传说时代,在天文学发展史上,可能正是观测日出入方位定季节的时代。越是在早期天文学与文明的其他方面结合越紧密,大汶口文化出土的符号文字当是既代表日出形象又指“昊”字。从古文献中还能找到这一时期宇宙观的若干遗迹。

随着发掘不断深入,考古人员在遗址内的灰坑中发现了一件完整的“大口尊”。“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尊多出土于大中型墓葬中,形制、位置突出,带有明显礼器色彩。”房振告诉记者,此件大口尊出土于遗址中部偏东的灰坑之中,对研究大口尊的性质和用途提供了新材料。

    天文学在中国起源很早,并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所说:“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早期文献中零散有一些有关史前时期先民观测日月星辰定季节、定方位的记载。在由前国家社会到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天文学发挥的作用就更大,如:《尚书·尧典》有四仲中星的记载;《舜典》有“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周礼》 有“惟王建国,辨正方位”;《 诗经》有“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又有“经始灵台,经之营之”。这些文献记载都反映了天文观测对于中国早期的国家活动和城市建设是十分重要的。而史实比文献中的记载要丰富得多,在这些与天文学有关的各种活动中,中国文明独特的宇宙观逐步确立起来。

    ……

去年,为配合宁梁高速建设,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占压区域的宁阳于庄东南遗址进行考古发掘,300平米的探方中发掘出了众多陶器和瓷器残片,包括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的泥质黑陶高柄杯、夹砂红鹤鸟首形陶鼎足,战国西汉时期的板瓦、筒瓦、盆、罐等以及唐宋时期的瓷碗碎片,遗址内出土器物时间跨度很大。

作者:孙小淳,徐凤先,黎耕: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190;何驽,高江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100710

 

泰安市宁阳县于庄东南遗址出土的大口尊

全文阅读

 

新澳门葡京官网,房振介绍,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尊主要发现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大汶口文化晚期共出土带刻画符号的大口尊30余例,其中完整器20余件,主要集中于山东莒县和安徽蒙城两地。”

原文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1卷  第4期

    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一刻画符号是早期文字,此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但该符号多刻画在大型陶器上,有的涂成朱红色,无疑具有某种特定的含义。

大口尊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广泛分布于长江、黄河中下游的一种典型陶器,在良渚、仰韶、大汶口等诸多文化中均有发现。这件让考古人员感到震惊的大口尊,口径32厘米、高62厘米,一侧腹上部刻有神秘的符号。

 

     第一种(图1a)较第二种(图1b)下面多出一个山形图案。这个符号后来也出土于山东诸城前寨遗址和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湖北石家河文化的肖家屋脊遗址也有类似符号出土。该符号有时以略加变形的形态出现。

房振告诉记者,这件大口尊的用途有待于进一步的检测。“可以通过对大口尊内的残留物进行检测来判断其用途。如果没有盛放东西的话可以检测出来,酿酒和祭祀用酒的检测结果也会有所不同。”

葡京赌场网址, 

1    汶口刻画符号文字

出土大口尊的灰坑

 

    全文阅读

日前,济南市考古馆展出泰安市宁阳县于庄东南遗址出土的带刻画符号的大口尊,这件近年来大汶口文化首次发现、同时也是鲁中地区大汶口文化核心区域首次发现的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尊,堪称国宝重器,对研究该区域的文明发展、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文化传播以及中国早期文字起源具有重要意义。记者 许倩

王者葡京官网, 

而关于该符号的解读,目前学界也存在不同的意见。“这些刻画符号的具体含义有不同的解释,主要有图像文字或原始文字、天象历法符号、自然或生殖崇拜符号、祭祀符号、氏族标记、器物和生活场景摹画等。”房振告诉记者,“目前被释读为‘旦’‘炅’‘炅山’‘炟’等不同文字,或者解释为‘日火山’‘日月山’‘日鸟山’‘日云山’等不同文字的合体。”

根据出土的位置和发掘情况,房振推测,这件大口尊不同于此前大中型墓葬中出土的同类器。“一般灰坑中出土的都是废弃的东西,此次出土大口尊的灰坑内还发现少量陶片,并未发现其他具有礼器性质的完整器物;同时结合周围区域也未发现与祭祀相关的遗迹,这件大口尊有可能是聚落搬迁时落下或者埋在这里的。”

本文由www.649.net发布于文物考古,转载请注明出处:从大汶口符号文字和陶寺观象台探寻中国天文学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