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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村落研究的


时间:2007-3-10 10:52:02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作为新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于20世纪初诞生后,经历了兴起、停滞和复兴等三个发展阶段,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近代中国社会格局的剧变是中国传统史学走到尽头和中国新史学应运而生的根本原因,而近代西方社会科学及其研究方法的输入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走向深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中国社会史研究除了在社会形态史研究方面取得显着成绩外,其他研究基本陷于停滞。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走上复兴之路。学术界试图建立以社会生活和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史。注重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和区域社会的研究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三个明显特征。

内容摘要:对中国村落研究范式进行回顾与反思,对推动中国村落研究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具体村落——结构功能主义研究将中国村落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始于美国葛学溥1925年出版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他们将具体村落作为研究对象,其逻辑背后,是将村落当作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并试图通过村落研究认识整个中国社会。宗族与市场——弗里德曼和施坚雅的“超越村落”研究20世纪50至70年代,国内关于中国村落的研究因各种原因暂时中断,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出自西方学者。(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村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对象,是在20世纪以后。按其研究方法及视野的推进过程来划分,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及相对应的三种范式。“范式”主要是指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基本预设、研究方法和价值立场。对中国村落研究范式进行回顾与反思,对推动中国村落研究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

作为现代史学一部分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诞生于20世纪初,经历了兴起、停滞和复兴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关键词:中国村落;村落研究;研究方法;社区;学者;民族志;国家政权;研究成果;施坚雅;超越

具体村落——结构功能主义研究

常建华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

作者简介:

将中国村落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始于美国葛学溥1925年出版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在该书中,葛学溥全方位地描述了一个华南村落,内容涉及凤凰村的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和家庭、宗教信仰和社会控制等方面,并运用功能学派的观点分析了宗族结构及社会意义。随后的20世纪30至40年代,一批受过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学术训练的中国学者,加入对中国具体村落研究的阵营,如费孝通之于开弦弓村,林耀华之于义序和黄村,杨懋春之于台头村,许烺光之于喜洲等。虽然细节不一,但他们无一例外对当地生产、土地、宗族、婚姻、教育等文化现象进行了详尽分析和研究。他们将具体村落作为研究对象,其逻辑背后,是将村落当作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并试图通过村落研究认识整个中国社会。这一阶段的中国村落研究,虽然由西方学者发其端,但其能引起中国学者的强烈响应,与当时中国学界要求关心普罗大众的学术界思潮及“乡村建设运动”热潮紧密相关。随着“西学”传入中国,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为研究乡村提供了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与乡村社区研究的范式。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许烺光等人的村落研究无疑打上了社区——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的时代烙印。正如王铭铭所指出的,这一时期以村落为主的社区研究,“受功能主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影响,‘社区’被当成一种方法论的单位加以研究,它的意义在于一种供人类学者借以窥视社会的‘分立群域’,从事此研究的学者相信,透过社区,可以了解中国整体社会结构”。这种以“小村落”反映“大社会”的思路在得到不少学者肯定的同时,也遭到了诘难和挑战。


20世纪初,中国传统史学已走到尽头,适应民族主义、民权观念的新史学应运而生。倡言社会改革的学者梁启超在20世纪曙光初露之际,为新纪元献上了史学革命的厚礼。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新史学不是写“一人一家之谱牒”,而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次年,他又以《新史学》为题,批评中国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陈迹而不知有群体”,号召掀起“史界革命”。他给历史下了新的定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梁启超将历史研究对象从朝廷移向人民群众,借鉴社会科学的观点,具有打破政治史一统天下,将人类社会各种活动进行专门化、综合化研究的创新意义。《新史学》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这种历史研究对象和方法迥异千古的新史学,也正是直到今天社会史研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中国村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对象,是在20世纪以后。按其研究方法及视野的推进过程来划分,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及相对应的三种范式。“范式”主要是指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基本预设、研究方法和价值立场。对中国村落研究范式进行回顾与反思,对推动中国村落研究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宗族与市场——弗里德曼和施坚雅的“超越村落”研究

宋元明清宗族研究

促使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观念和方法发生改变、治史者由重视政治史转到重视研究社会史,除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内部因素外,还同西方社会科学的输入与传播有密切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系统介绍了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与社会史关系密切的学科如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在中国开始建立。西方社会科学的传入也影响了历史学界。目前所见较早论述“社会史”的是李璜于1926年发表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文。此外,促进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因素,还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改造旧中国传统史学作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奠基者。伴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20年代兴起了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从总体上探讨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变迁,它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和进化论的影响很深。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不同党派由选择中国革命道路引起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进而产生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形成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这场论战对于历史学的贡献,是把“社会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社会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观是一种宏观的整体史学,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革命的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的代表着作,首推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它开创了先秦社会史的新局面。此外吕振羽、侯外庐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具体村落——结构功能主义研究

20世纪50至70年代,国内关于中国村落的研究因各种原因暂时中断,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出自西方学者。如上文所示,此前的村落研究中,经常采用的分析性概念是“社区”。其创始人是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其所着《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他将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调查经验称为“民族志方法”,这种方法传到中国后,就成了所谓“微型社区研究法”。与马氏所研究的相对简单的原始部落社会相比,中国村落所处的背景显然复杂得多——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并有着高度的文明等。用研究简单社会的方法来研究高度文明的社会,将中国村落当成中国社会的“缩影”,显然存在理论适用性的问题。

这一时期的研究从内容和观点来看,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前期为第一阶段,在该阶段,六七十年代留意族权问题的一些学者整理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形成宗族研究的一个高潮。研究的基本特征是把宗族制度作为族权看待,多通论宗族制度的主要内容如祠堂、族长、族田、族谱,注重族权同政权的结合,认为族权起着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这时也有研究者看到政权和族权矛盾的一面。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为第二阶段,宗族研究进入新时期,主要表现在一些学者对已有的宗族研究观点提出商榷,加强了断代、专题、区域和个案宗族研究。该时期宗族研究的基本特征是,把宗族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看待,在其与*的关系上更多地注意二者的互动关系,从宗族制度的功能分析转向结构的探讨,宗族研究的视野扩展到旧有宗族几大要素之外,看到了宗族制度与商品经济和谐的一面,注意到宗族制度的

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体现了新史学的特征。当时广义的社会史受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探讨人类社会的演进,以研究社会性质、社会形态为主,是社会发展史;狭义的社会史主要探讨民俗习惯等大众生活,社会分类及其组织、结构。新史学为社会科学提供了用武之地,社会科学学者对社会史表现浓厚兴趣。二三十年代接受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最早的一般是留学归国人员,稍后是经过他们培养出的学生。这些人早期教育受中国传统学术训练,熟谙典籍,接受西学后,很容易将新的认识工具在旧学中运用,剖析传统社会文化,做出的成绩也别有洞天。以社会学为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主张中国社会学应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燕大社会学系培养出的学者确实在社会史领域一显身手,如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成为社会史名着。此外,吴景超留学归来任教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探讨汉代社会史。董家遵也是学社会学出身,研究婚姻史。研究社会史的其他社会科学者,有学哲学、宗教学的江绍原,着有《发须爪》、《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主修生物学、研习遗传学和优生学的潘光旦,研究家族与人才别开生面;学法律的陈顾远,着有《中国婚姻史》。当然,研究社会史最多的还是学历史的,他们在断代社会史和专门社会史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

  将中国村落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始于美国葛学溥1925年出版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在该书中,葛学溥全方位地描述了一个华南村落,内容涉及凤凰村的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和家庭、宗教信仰和社会控制等方面,并运用功能学派的观点分析了宗族结构及社会意义。随后的20世纪30至40年代,一批受过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学术训练的中国学者,加入对中国具体村落研究的阵营,如费孝通之于开弦弓村,林耀华之于义序和黄村,杨懋春之于台头村,许烺光之于喜洲等。虽然细节不一,但他们无一例外对当地生产、土地、宗族、婚姻、教育等文化现象进行了详尽分析和研究。他们将具体村落作为研究对象,其逻辑背后,是将村落当作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并试图通过村落研究认识整个中国社会。这一阶段的中国村落研究,虽然由西方学者发其端,但其能引起中国学者的强烈响应,与当时中国学界要求关心普罗大众的学术界思潮及“乡村建设运动”热潮紧密相关。随着“西学”传入中国,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为研究乡村提供了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与乡村社区研究的范式。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许烺光等人的村落研究无疑打上了社区(一个或几个村落)——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的时代烙印。正如王铭铭所指出的,这一时期以村落为主的社区研究,“受功能主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影响,‘社区’被当成一种方法论的单位加以研究,它的意义在于一种供人类学者借以窥视社会的‘分立群域’,从事此研究的学者相信,透过社区,可以了解中国整体社会结构”。这种以“小村落”反映“大社会”的思路在得到不少学者肯定的同时,也遭到了诘难和挑战。

最早对社区研究方法提出批评的是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其代表作是《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他注意到福建和广东的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起。他还将东南沿海宗族组织的发达,及其在地域社会中的功能,与该区域远离政治中心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其对村落及宗族组织的论述,远远超越了作为微型社区的村落。限于当时条件,他不能到实地去调查,也许正是这种研究视角,反而使其能“超越村落”,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待中国村落和社会。1962年,他在马林诺夫斯基的纪念会上指出,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社会整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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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至70年代的史学热点与社会史研究

几乎同时,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也认为,中国人类学不应局限于村落民族志的研究。他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指出:“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着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并且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为此,他提出“基层市场社区模式”,认为中国村落与更高级别的小市、集镇、城市依靠着市场网络联系起来,而这个网络的结点就是基层集镇,它也是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关键。进一步,通过集镇这个承上启下的枢纽,基层村落与上层国家、市场经济与社会文化、微观社区与宏观区域联系了起来。无疑,施坚雅模式对中国村落与社会的分析具有相当解释力。

50年代以后历史研究的重心有“五朵金花”之称,即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后四个问题均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史有关。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二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前者的讨论沿袭社会史大论战,以解决社会形态的演进问题,后者是50年代提出的,为通史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讨论集中在五六十年代,实质在于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性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是为了说明历史发展的动力,以解释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印证中国革命的道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争论的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代及其定义、出现的经济部门、发展的程度及对阶级关系的影响、发展缓慢的原因。上述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中国传统社会形态、性质及其发展的认识,但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旨在诠释一种理论模式。

弗里德曼与施坚雅所提倡的“超越村落”研究方法,对此后的中国村落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理论没有缺陷。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作为社会学、人类学出身的他们,侧重于共时性的结构,而对历时性的变迁关注不够。将共时性的社会结构与历时性的社会变迁结合起来,显然需要历史学科的介入。

有一些严谨的学者在社会史方面做出了成绩。历史分期方面,如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虽然定稿于80年代,但主要是总结以前数十年的研究和思考。再以农战史为例,发掘了农民运动的大量史料,整理成系列的资料集,基本上搞清了历代农民运动的状况。而且由此引发的农民史与秘密宗教关系的讨论,还推动了秘密社会的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促进了对明清社会变迁的认识。在土地所有制的讨论中,产生了如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等实证性成果。此外,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提出的很多问题具有启发性,而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建构了一个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框架。

“国家—社会”视野下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60年代,史学界批判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以清除封建主义的影响。“四权”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旧中国农村社会的权力状况。一些学者试图从探讨“四权”问题入手来认识传统社会,这又突出表现在“族权”问题上。除了不少批判族权的政论文章外,也有个别开创性的学术论文,代表作是左云鹏的《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在诠释经典理论和以阶级斗争治史的潮流中,也有部分史学家保持历史主义的治史态度,把占有史料和独立思考视为学术生命,从事创造性的社会史研究,如杨宽的《古史新探》、唐长孺的几本论文集就是代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村落研究在前两个阶段及其范式基础上更进一步。这一时期,不仅有传统的村落民族志研究,还有以市镇为边界或中心的村落研究。除社会学和人类学外,其他学科也参与到村落文化研究队伍当中,形成了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村落的研究方法。其中与前两个范式结合得最好的是历史学。因研究成果颇多,下面以成果突出、影响较大的黄宗智、杜赞奇作为论述重点。

总之,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中,社会形态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农战史成果可观,但多数研究基本上是诠释理论模式和说明公式化的规律,生产方式之外的丰富社会生活史研究少见,诸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难觅,社会史研究基本陷于停滞状况。

黄宗智的村落研究成果,集中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及《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三本着作中。他关注包括国家政权、民间精英、普通百姓在内的“社会结构”,提出在国家与村落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广大的区域——“第三领域”,这个领域既包括村落中的乡绅、乡保、民间威望人士,也包括衙门的下层办事人员,还有在民间纠纷与民事诉讼发生时所产生的国家与乡村的互动模式。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集权的简约治理”概念,以解释中国正式的官僚机构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关系。杜赞奇的中国村落研究集中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华北。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他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将社会各种关系和权力纳入其中,以此解释华北村落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及其变迁。黄宗智与杜赞奇的村落研究借鉴了前两个范式已有成果,但他们的研究在共时性的结构上具有了历时性的特征。而且,他们更加关注国家与乡村的关系,这对于一个有着强大国家政权的社会来说必不可少。这些无疑都是对以往范式的超越。在国内,郑振满、刘志伟、陈春声等的华南村落研究也颇有成绩,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即提倡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重视王朝典章制度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注国家话语在地方社会的表达与实践。在这一时期形成关注国家与村落关系,并注重其变迁过程的研究范式,历史学者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

当然,以上所讨论的中国村落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各自局限与超越,并不意味着后者一定优越于前者。况且,后者是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后者所具有的因素。我们认为,中国村落的研究范式在此并没有发展到尽头,多学科交叉正在进行中并将持续下去。在此过程中,如何继承与超越是我们继续要探讨的问题。(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走上了振兴之路。历史学界的拨乱反正是以重新思考阶级问题为突破口的,1983年、1985年分别召开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和“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讨论会”,突破了阶级分析是认识封建社会唯一方法的观念,把认识社会的目光指向多种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这时出现了一批阶级研究的成果,这些着作多是作者多年研究的总结,资料扎实。如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和《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制度》等。

人们对以往的研究模式也开始全面反思。8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带有宏观社会史和通史的特点,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是生产方式发展史,也具有社会史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主要表现在广义的宏观社会史方面,所建构的社会历史理论模式为“骨架”的社会史,没有具体“社会生活”的系统论述,它还需要补充作为“血肉”的狭义社会生活、生活方式的内容,这是中国理论界长期忽视的。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社会史研究的问题,试图建立以社会生活、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史。这种思考的大历史背景是改革开放形势下的思想解放,其动力主要来自史学界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对历史理论方法的反思、由于现实生活方式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理论的探讨、国外社会史理论传入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重建的三方互动。

1986年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之年。冯尔康、乔志强、王玉波相继撰文,倡导开展社会史研究。10月在南开大学举行了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从学科的角度对社会史进行了讨论,把研究的视角指向人民大众的生活。新时期中国社会研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体现在断代的社会史、社会群体及其结构、社会组织、地域社会、人口社会史、社会习尚和以社会为视角的其它研究方面。还历史以血肉的社会生活研究、揭示社会精神面貌的社会文化研究、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的区域社会研究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三大特征。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展望

回顾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程,我以为有如下发展趋势:一是社会史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加强,开展跨学科研究;二是地域社会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研究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疾病、灾害的环境史将日益凸显;三是民众意识、信仰的探讨渐成风气,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比重加强;四是深化人口、家庭、宗族、社会结构这些社会史基础问题的研究;五是探讨国家与社会、思想与社会、法制与社会这类从某一侧面强化整体历史研究的题目增加。近期本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领域主要有:地域社会史、家庭与宗教、基层社会与国家、思想与社会、法制与社会、明清以来的社会变迁、疾病、医疗以及生态的社会史。

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始终以新史学的面目出现,研究视野之新、研究对象之新、研究方法之新,推动了历史学的前进。“新”是社会史学的生命,在进入新世纪之际,衷心祝愿她以更新的姿态开辟新天地。面向未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应当以提升学术水准、加强国际学术前沿课题的研究、突出中国社会特色为目标,加强问题意识,推出精品,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展现出新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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