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中国史 2020-03-19 16:47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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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区域信


清初学者刘献廷有云: “有圣人出经理天下, 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兴, 而后天下可平, 外患可息, 而教化可兴矣。”[1]这发自一个明遗民口中的呼声, 不但代表了元明清三朝学者的共同意愿, 也间接反映了统治者实现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合一的强烈需求。正是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 清朝北方的农田水利事业在与严酷的自然条件的斗争中艰难而曲折地发展着, 也向后世学者提出了许多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因此, 研究清代北方农田水利史, 对于了解清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问题都有很大帮助。本文即以此为题, 对20 世纪以来的学术发展进行力所能及的归纳。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据说,有湖北、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描述“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北15%,湖南10%,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作为区域性神的杨泗将军信仰,在清代中期由两湖移民带入陕南地区之后,又整合了宋 代以来陕南原有地方性 神杨从义,不仅完成了其本土化的进程,同时也使得本为庇佑地方农业生产的水利神杨 从 义崇拜发生转型,成为区域性信仰的组成部分。而这一民间信仰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清代 中期以后陕南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直接将原居地区水神信仰带入,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明清时 期陕南地方商品经济的勃兴,使得民间信仰体系从以地方诸神为主开始向地方诸神与区域性 神相结合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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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以研究戏剧著名的学者黄芝岗先生曾写作了《中国的水神》[1]一 书。 在此书中,他利用民间传说、文人笔记、地方志等记载的水神材料,详细地考证了流行中国 各地的水神传说,对各地水神传说的产生、流传及演变的状况进行了梳理,指出在全国各地 分布着不同的水神神,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管辖区域。其中,黄芝岗先生对流传在长江中 、下游地区的水神杨泗将军极为关注,甚至以这位灵异卓著的神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笔者在对西北地区民间信仰进行历史地理研究时,发现在西北地区也同样存在基于杨泗将 军神话传说的信仰习俗[2]。但是随着地域的向西、向北推移,这一信仰习俗与黄 芝岗先生 在《中国的水神》一书中的描述不尽相同,故笔者不揣鄙陋,仔细考察西北地区杨泗将军信 仰,分析西北地区这一信仰的来源、特征及其在明清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与意义,以就正于方 家。 一、 陕南杨泗将军信仰的空间分布 在对明清时期陕西、甘肃两省的地方志祠祀部分的资料进行详细梳 理后,首先,将存在着对杨泗将军崇拜或者说信仰的地域用表列出,以便明 晰这一信仰的流行地区。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西北地区杨泗将军信仰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陕西省南部地区,如 果更 具体一些,杨泗将军信仰大致有沿汉江、丹江分布的特征。此外,还有一个分布区是在黄土 高原中部的甘肃隆德县境内。 清代,陕南地区普遍存在对杨泗将军的崇拜。东部的兴安府各县多有杨泗将军信仰,如紫阳 县的“杨泗将军庙,又称泗王庙”[3]卷2《祠祀》。位于上游的石泉县,虽不直接 称为杨泗将军庙,但乾隆年间修建的汉江龙神庙又被指称为“四王庙”道光《石泉县志》卷1《祠祀志》载:“汉江龙神庙:在南门内,即四王庙。 乾隆戊子年建,其女像,神无考,或以为火神云。”。显然,此处的四王是泗 王音转。另外,砖坪、白河也有杨泗将军庙的分布。在西部的汉中府地区同样有大量杨泗将 军庙宇的分布。如洋县“杨公祠,邑西池南寺前”;其县东85里黄金峡上流的环珠庙, 也同样是杨泗将军庙:“祀水神杨四将军,即开国候杨公也。”[4]卷3《祠祀 志》沔 县的王爷庙也是祭祀杨泗将军:“王爷庙,在县东十里菜园渡,祀杨泗将军。”[5] 卷2 《祠祀》清中期为安置移民而新设的定远厅也建有杨泗将军庙:“杨泗将军庙,在刘猛 将军庙右。”[6]卷13《祀典志二》不过,在汉中府,祭祀杨从义——杨泗将军的 庙宇多称为杨将军庙,或杨公祠,如在嘉庆年间修撰的《汉南重修府志》中记载:城固县“ 杨将军庙,县北十五里,宋绍兴二十九年建。”康熙《城固县志》卷2《祀典》亦载:“杨四将军庙,县北一十五里,祀宋总管杨 从义也。” 康熙四十五年民国《紫阳县志》卷2《祠祀》3定远杨泗将军庙道光十六 年厅城内光绪《定远厅志》卷13《祀典志二》4沔县王爷庙菜园渡 光绪《沔县志》卷2《祠祀》5石泉汉江龙神庙乾隆年间道光《石泉县志》卷1《祠祀志》6砖坪泗王庙县西汉 江旁民国《砖坪县志》卷1《山川》7洋县杨公祠、东泗 王庙乾道五年邑西池南 寺前、县东黄金峡上流嘉庆《汉南重修府志》卷14《祠祀》; 光绪《洋县志》卷3《祠祀志》8城固杨泗将军庙绍兴二十九年县北十五里康熙《城固县志》卷4《祀典》; 嘉庆《汉南重修府志》卷14 《祠祀》9商南杨泗将军会普 渡河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198《赛会》10安康杨泗将军庙崇祯元年神滩南岸咸丰《安康县志》卷10《建置考下》11平利杨泗将军会西 乡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198《赛会》12洵阳杨泗将军会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198《赛会》13佛坪杨泗将军庙都督镇民国《佛 坪县志》卷上《建置志》14隆德杨泗将军庙 民国《隆德县志》卷1《建置》 除修建杨泗将军庙用以祭祀外,陕南有些地区还会在一定的日期举行盛大的杨泗将军庙会或 赛神活动。如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中就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商南“南乡普渡河 有杨泗将军会,人民拈香买物,往来甚众”;安康在“六月六日天贶节,有东、西泗王会” ;平利也同样,“六月初六日,西乡有泗王庙会”[7]卷198《赛会》。杨泗将军赛 会多在六 月六日举行,是因为相传这一天是杨泗将军的生辰。而据黄芝岗先生的观点,传统的阴阳五 行认为六为阴数之最,而水为阴,故水神的诞辰日在民间就被附会为六月六日。[1]1 80——183不过也有地区不在六月六日,如洵阳就改为“二月初二日有杨泗将军会”[7 ]卷198《赛会》,然而寓意何在却难以稽考,或许我们从“二月二,龙抬头”的民谚中 能得到一些启发! 位于黄土高原内部的隆德县亦有杨泗将军庙的修建[8]卷1《建置》,但遍查周边地 区均不见 有杨泗将军崇拜的记载,仅此一例。而且民国《隆德县志》对于杨泗将军庙的设置情况语焉 不详,故暂置勿论。 二、 陕南杨泗将军信仰的基本特征 如上所述,杨泗将军信仰在陕南地区分布相当广泛,以清代县级政区为单位,则22个县中有 12个县内有对杨泗将军崇拜的记载,这还不包括那些“以祠祀得名者,以及各村社庙所祀不 同羌、无故实,兹并不录”[5]卷2《祠祀志》的情况。因此,我们进一步要关注的 问题 就是:这广布于陕南地区的杨泗将军信仰到底是什么样的信仰?其神通表现在哪一方面? 民国《紫阳县志》在叙述当地祠寺情况时,有曰: 杨泗将军庙,又称泗王庙,旧以为祀宋统知杨从义。考从义与子大勋同时尽节,何 以庙貌为白皙少年?其为水神,亦无据。 这段文字虽然只寥寥数语,且以怀疑的口吻讲述,不过仍给我们透露出当地对杨泗将军 崇拜 的主要特征有二:一、神主为一庙貌白皙之少年;二、神通与水有关,是为水神。那么,紫 阳县的情况是否反映了陕南地区杨泗将军崇拜的普遍状况呢? 兹先分析陕南地区杨泗将军的庙貌。前已述及位于汉中府中部的沔县境内的交通要道菜园渡 有一处杨泗将军庙。据记载,庙内所供奉的神主“为少年将军像久矣”。另外,根据此神 像在同治年间(1862—1874)被知县改变为一老者形象后,光绪《沔县志》补记此 事时有“菜园渡之杨泗将军老于各处之由也”之句,故我们所做出的汉中其他地区杨泗将军 大多为少年将军状貌的推论应为不妄。而我们从黄芝岗的著作中了解到,在长江中游地区所 供奉的杨泗将军,大都是以白皙少年形象示人,如在长沙杨将军庙中供奉的就是一位少年将 军,“状貌端整,像白面书生似的”[1]6。也就是说,这位受到陕南当地“操舟楫 者 击牲献醴,竭悃输忱,感王之庇佑”的水神,形象与其主要灵应地区有着共同的相貌特征。 如果再具体一些,我们从下面这个例子中可以发现,这一杨泗将军的庙貌实际上仅与长江 中游地区一致,而与下游地区的江南地区并不相同。同治六年,时任沔县知县的莫 增奎偶然因公进入当地菜园渡的王爷庙内瞻拜,发现庙内祭祀的杨泗将军竟为一少年将军形 象,与家乡的杨泗将军状貌相异。故在祭拜之余,莫知县嘱咐庙祝为杨泗将军神像添加胡须 ,改为长者状貌,同时对杨泗将军的生平事迹做了如下注释: 杨泗将军,会稽人,讳子槐,字梓仲,宋宁宗后叔也。封阳和郡王,奉命帅兵驻守曹江。元 伯颜入都,王与甥赵遂良力战不利,共死。临命,诗云:“黑云万片压曹江,闻道君臣束手 降,堪叹赵家宗社尽,老夫喷血殉孤幢”。……沔属菜园渡建有王爷庙,邑人祷祀最虔,询 及王之事迹,无知之者。呜呼!王生于宋,居于越,沔人但知灵应而不知出处,于沔人何尤 ?……余籍隶山阴,忝摄沔邑,亟为敬述巅末,俾沔人咸知王忠贞义烈庙食千秋,实足以起 懦感顽,维世道人心于不敝。岂徒拯危济险,利涉大川,征王之灵显哉?又岂徒操舟楫者, 击牲献醴,竭悃输忱,感王之庇佑哉?此菜园渡之杨泗将军老于各处之由也。附记于此,庶 后之览者无诧焉。[5]卷2《祠祀》 抛开此段文字内杨泗将军传说中的具体故事情节以及莫知县的有感而发,我们发现这段记录 实际上为我们指明了沔县乡人所祭拜的这位有着少年相貌的杨泗将军,并不是莫知县所熟知 的江南地区杨泗将军的形象。 陕南地区虽然流行着不同版本的杨泗将军传说,但在述其神通时却众口一词,即其神格定于 一尊,为“拯危济险,利涉大川”的水神:“《郡志》谓神为杨业之四子,死 于王事,因为水神。”甚至还更为具体地将他定义为汉水之神:“遂相沿以杨泗将军为汉水 之神而祀之”。 董诏“募修东四王庙疏”,载光绪《洋县志》卷6《艺文志》。 正由于认定杨泗将军是为水神,所以陕南地区杨泗将军信仰的空间分布,就与水有着密切的 关系:如果我们把杨泗将军庙落实到清代的陕南地形图上,就会发现凡有杨泗将军崇拜的县 几乎都坐落在汉水及丹水河畔。事实上,早在清代,洋县乡绅董诏就已将杨泗将军庙的空间 分布与汉水河道联系在一起:“沿汉上下,祠宇相望,而奉俎豆者,皆以杨泗将军之神尸之 ”。[4]卷6《艺文志》 杨泗将军庙宇所处的空间位置,更可以反映出这一信仰与水及水运之间的关系。如雍正《陕 西通志》载:“白河县:杨泗将军庙,在县北三里汉江岸” 参见 雍正《陕西通志》卷29《祠祀二》;另外,光绪《白河县志》亦载:“杨泗 将军庙:在县北三里汉江岸,祀宋总管杨从义,建置年代无考。国朝雍正二年重修。” 。砖坪县的泗王庙也设在汉江 岸边:“北接小道河下保,界街面临汉,帆樯上下,商务畅兴。街后有泗王庙, 屋尚宽阔。”[9]卷1《山川》洋县的两座杨泗将军庙中,其中之一的环珠庙地处“ 县东八十 五里黄金峡上流”[4]卷3《祠祀志》;沔县祭祀杨泗将军的王爷庙所在的菜园渡则 地处汉江交通要道上[5]卷1《道里》。 除在江边水畔修建杨泗将军庙用以祭祀外,陕南各地定期举行的杨泗将军赛神活动也多在与 水运紧密相关的空间内举行,如商南“南乡普渡河有杨泗将军会,人民拈香买物,往来甚众 ”[7]卷198《赛会》。 从黄芝岗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得知在湖南地区杨泗将军的神职为水神,其灵异卓著在于平息 水上风浪,故有平浪王爷之称。[1]78显然,陕南地区杨泗将军崇拜的基础,也就 是杨泗将 军的神通,同样表现为护佑水运或保佑沿岸百姓生命安全。比起庙貌特征来,神通更能反映 出杨泗将军信仰的实质。论证至此,我们基本认定陕南地区杨泗将军崇拜在庙貌及神通方面 与长江中游地区,尤其是两湖地区具有相同的信仰特征。 三、 地方特色:陕南地区的杨从义崇拜 尽管通过上面的论证,陕南地区杨泗将军崇拜在庙貌和神通方面与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基本 一致已是毋庸置疑。然而,在上文引用的民国《紫阳县志》中有一句话,却引起了我们的警 觉: 按杨泗将军庙,又称泗王庙,旧以为祀宋统知杨从义。 这里的“旧以为祀宋统知杨从义”之句,不独民国《紫阳县志》中有,光绪《白河县 志》中同样也有“杨泗将军庙:在县北三里汉江岸,祀宋总管杨从义”的表述。事实上,如 果我们再仔细查阅陕南各地关于杨泗将军庙的记载,就会发现大多数地方都有类似的记载: 城固县“杨泗将军庙,县北一十五里,祀宋总管杨从义也”[10]卷4《祀典》;洋 县“杨公祠,邑西池南寺前。祀宋知州杨从义”[4]卷3《祠祀志》。这句话之所以 让我们感到蹊跷,是因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杨泗将军传说中,并无祭祀杨从义之说。那么 ,陕南地区杨泗将军崇拜中的“祀宋统知杨从义”到底是来自何处?为了解决这一疑 问,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杨从义的来历。所幸这并非难事,以陕南地方志中的 记载作为线索,我们在《宋史•杨政传》中发现了杨从义的名字: 徙利州,又徙兴元。会金人渝盟,政建迎敌之策,兼川陕宣 抚副使司都统制。政偕统制杨从义,劫金人于凤翔府城南砦,败之,获战马数百。 另外,我们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钦定续通志》中也同样翻检到杨从义,其中关于 他的事迹,大致与《宋史》相同。绍兴年间,宋金西部的边界大致以秦岭为界。当时南宋驻 扎在秦岭地区的是四川宣抚使吴的部队。[11]卷366《吴传》上引文中的传主 杨政是吴手下的一员大将,其时 官拜熙河兰路经略安抚使,在抗金战争中屡立战功,声名卓著。而杨从义正是杨政的部下 ,骁勇善 战,尤其是在绍兴十年金人越界入侵时,配合杨政的部署,在凤翔府城大败金人, 并获战马数百匹,成为他一生中最具传奇的故事。而当年杨从义与金人交战的地方,明清时 期就被陕南士人当作地方史上十分重要且值得纪念的场所记录下来:“黄牛塞山,在凤县东 北百十里。《通志》:宋吴将杨从义与金萨里罕大战于此。”[12]卷20 据称,在杨从义去世时,山南道从事郎袁渤曾撰写了《杨从义墓志》,并刻碑留存。碑文后 收入光绪《洋县志》卷5《金石》与民国《续陕西通志稿》卷157《金石》中。碑文冗长,从 杨从义靖康中(1126—1127)应募从吴立功始,一直叙至其去世止,详细地列举了杨从义 历次在与金人作战中所立的功勋。文中,袁渤给予杨从义高度评价,认为宋金自绍兴议和之 后,因杨氏驻守凤州及退保仙人关,所以西部边界“垂二十年无所事者,皆公之力也”。 袁渤的碑文尽管冗长,但所录皆为杨从义的战功,并无一句涉及杨氏的其余事迹。可是到了 清代陕南地方史志中,却对杨从义在地方管理事务上着墨甚多,最典型的就是雍正《陕西通 志》卷52《名宦三》中的描写。现照录如下: 杨从义,凤翔天兴人。初补进武校尉,权天兴县尉。初,吴檄从义领兵进复,凤翔悉降, 其众不戮一人。得米二千余斛,军不乏食,士卒感悦。遂檄从义知天兴事。绍兴改元,转秉 义郎,迁副将。初,凤翔有流民数万在境内,或疑其反侧,悉拘于山谷间。从义矜其无辜, 皆纵之。后岐雍大歉,流民复入关就食,从义纳之,所活甚众。又创营田四十屯,以减馈运 ,军食充足。绍兴五年辟知洋州兼管内安抚司事,尤以爱民为本。州有杨填等八堰 ,久废不治。从义皆葺之,溉田五千余顷,复税五千余石。又增营田十四屯,公私以济。后 隆兴三年,复知洋州,兼职如故。洋人闻其来,相贺曰:复为吾邦旧使君 矣。老稚欢迎不绝于路。后上疏请归,遂家于洋之崇道观下,封开国侯。城、洋两县民立祠 世祀,祀名宦。 在这段描述中,杨从义的军功反而退居次要地位,而他在地方管理事务上的卓越表现则成为 叙述的主要内容,并且暗示正是后者才使杨从义在陕南地方信仰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不 过,雍正《陕西通志》中所提到的杨从义与南宋时期洋州地区杨填等八堰之间的关系问题, 从《宋史•吴传》所透露出的消息也间接地得到了印证: 与敌对垒且十年,常苦远饷劳民,屡汰冗员,节浮费,益治屯田,岁收至十万斛 。又调戍兵,命梁、洋守将治褒、城废堰,民知灌溉可恃,愿归业者数万家。 文中所描述的时期正是杨从义为洋州知府之际。如此看来,杨从义受吴之命修治汉魏以来 汉中废堰之举应该是可能的。但不管事实如何,人们已将修治杨填堰与杨从义联系在一起, 并在汉中地区留下了关于杨从义修筑杨填堰的传说: 杨填堰在城固东北十五里、洋县西五十里,截水河中流累石为堰。相传亦 赞阝候所创。至宋知洋州开国候杨 从义大加修浚,民赖其利。[4]卷四《水利》 甚至还有人将修筑杨填堰的功劳直接记在了杨从义的名下,如《关中胜迹图志》即声称:“ 又南为杨填堰。谨按宋杨从义于河内填成此堰,因名”。[12]卷21《大川附水利》根据以往对宋代民间信仰的研究,我们知道致力于地方公共事务正是宋代以降地方士人进入 地方祭祀体系的一种常见方式,即所谓的“有功于民,庇佑一方”。[13]7在陕南 地区,由于 人们认为杨从义曾致力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对关系到当地农业生产的渠堰进行过修葺,扩大 了灌溉面积,使百姓受益非浅,因此当地人民对他感戴至虔,建祠纪念也就属自然之举,不 足为奇。 陕南地方史志记载,最早祭祀杨从义的杨将军祠,是在南宋绍兴二十九年兴建的雍正《陕西通志》卷29《祠祀二》载:“城固县:杨将军祠,在县北一十五里。 宋绍兴二十九年建,祀总管杨从义。”。而从袁渤的《杨从义墓志》中杨从义逝于乾道五年二月来看,这时的杨将军祠应 该是一座生祠。这一推测从其他史料中也得到了证实:清代洋县士绅陈鼎在《重修开国侯庙 碑》中称杨从义于乾道五年二月十八日以安康侯终于所居之正寝后,“葬于城固县安东乡水 北村生祠之侧”[4]卷5《金石志》。生祠的设立,显然是用以褒扬杨从义将军在汉 中地方事务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然而杨从义真正进入陕南地方信仰体系中,却是在他逝后 “朝廷雅闻候德,命立祠崇祀,以迄于今”[4]卷5《金石志》。 无论当时宋廷寓意如何,陕南民众对杨从义的祭祀主要是因为他在兴修水利方面做过贡献。 对此,雍正《陕西通志》中表达得十分清楚:“杨公祠,在县城西。宋知洋州事、安 康郡侯杨从义筑水为堰,至今名杨填堰,灌洋、城二邑田,故祀。”这也说明了这样一个 事实,即地方民众祭祀杨从义,并不是因为他的赫赫战功,而是由于他对地方水利工程的兴 修与维护。事实上,进入陕南地方信仰体系后的杨从义,也确实在维护水利、保障地方安全 方面灵应如响: 池南村旧有行祠,经年血食,惠及于民。日久殿宇摧残,砌垒倾毁。(历史论文 www.lishixinzhi.com)近年以来是 处水利灌溉不周,民扰税租,艰于贡赋。然此何莫非神祠所以宁也?适有堰长刘洪、庙祝封 有才等,与众议曰:“水之源脉根于杨候,行祠敝坏实负于河,可不修饰以答神休。 欲为之,不得踌蹰。”间蒙邑候崔公抱经济之材、备不世之惩来宰是邑,首以敬神恤民 为本,兴利除害为念。洪等赴告其详,公就委洪鸠工聚材、命匠经营。广其基址、大其规模 ,既勤于朴斩,复绘于丹青。工未已,水利大通。民被其泽,靡不欢心。非神不言而善应, 有感而遂通 陈鼎“重建开国侯庙碑”,载光绪《洋县志》卷5《金石志》…… 虽然故事中并未直接展开讲述杨将军如何使得当地“水利大通”,但其中的意思却有了:民 众通过修建庙宇来酬答神,而神随后以某种方式回应民众的祈求。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出陕南地区的杨从义崇拜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神杨泗将军之间有 何瓜葛。那么,这位因在对金作战中屡建功勋,并在水利灌溉中卓有功绩而成为地方神的 杨从义将军,在陕南地区是从什么时候以及如何转变为受“操舟楫者击牲献醴,竭悃输忱, 感王之庇”的水神杨泗将军的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让我们再回到杨泗将军信仰 本身,试图从那里找到突破口。四、 耦合:杨从义崇拜与杨泗将军信仰 在清及民国时期修撰的一些陕南地方志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版本的杨泗将军传说, 这就是杨泗将军为杨家将中的杨四郎的故事。如光绪《白河县志》中所云: 按《续府志》云:四将军姓杨讳辉,宋令公杨继宗第四子,七月七日诞辰。太祖初下河东收 归入汴,阵前蒙萧太后之难,精忠烈烈。迨明文皇时,敕灵河上,褒封大将军,实为都水使 者。常考渎神有四:一灵源、一清源、一广源、一长源,各有专司。将军独兼四渎而总之, 与《旧志》不同,附载于此。 光绪《洋县志》中的记载大略相同:“《郡志》谓神为杨业之四子,死于王事,因为水神。 ”[4]卷6《艺文志》前面我们引用过的民国《紫阳县志》中也提到了这一传说:“ 按杨泗将 军庙,又称泗王庙,……甚至以泗为四,如明徐云达《神滩庙记》谓为杨继业第四子,名辉 文。”[3]卷2《祠祀》 不过,修志者们普遍对这一传说取不信任态度,认为“事迹本诸村伶杂剧,尤为荒谬” [ 3]卷2《祠祀》。这也难怪,杨家将为抗辽英雄,他们的活动地域远离陕南,与水更是毫 无干 系。将其中的杨四郎认定为水神杨泗将军,除了姓氏与排行之外,提不出任何有质量的证据 。可是,尽管修志者们认为杨四郎即杨泗将军荒诞不经,却又无法给出被乡民们“祷之甚虔 ”的杨泗将军一个恰当的来源或出身。象沔县知县莫增奎那样径自将家乡的传说强加于当地 的事件,毕竟属于特例。显然,对于陕南士人来讲,要想解决杨泗将军的身世问题,只能另 辟蹊径。 在光绪《洋县志》中,我们发现了一篇洋县乡绅董诏撰写的“募修东四王庙疏”。文中反映 了这位陕南士人煞费苦心为本地杨泗将军庙寻找神主的故事。全文大略如下: 顾沿汉上下,祠宇相望,而奉俎豆者,皆以杨四将军之神尸之。《郡志》谓神为杨业之四子 ,死于王事,因为水神。其说殊为无稽。及余旁搜古迹,参订金石,然后知将军盖宋总管知 洋州、封安康郡开国侯杨公,讳从义者也。……后遂相沿以杨四将军为汉水之神而祀之,意 者英爽余烈克戢泛滥,蒿昭明如或见之而致然与?抑又闻俗祀神必以六月六日, 谓将军疏导水以灌城、洋二邑之田,迄今洋县西郊犹庙祀之。然后知泗将军之即公无疑 也 。兴安既公旧封,兼复舟楫之利,咸蒙灵佑,其祀公固宜。……余谓先王之制祀典也,以劳 定国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杨四将军忠于所事,惠及无穷,生而封侯,没而庙食,二者 盖兼之矣。且堤以卫民,神以护堤,内安千室之封,外靖万里之浪。所谓以妥以侑,而后神 降之祥。理固有不爽者,非其他淫祀无福之所可比也。[4]卷6《艺文志》 中略者为讲述杨从义生平事迹,与前引其他史志无大异。在这段文字中,尽管董诏言之凿凿 地认为“然后知四将军之即公无疑也”,但实际上他手上并没有过硬的证据。不 过,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面他提到了两点:一是“谓将军疏导水以灌城、洋 二邑 之田,迄今洋县西郊犹庙祀之”;二是“兴安既公旧封,兼复舟楫之利,感蒙灵佑,其祀公 固宜”。而这两点可谓正中杨从义崇拜与杨泗将军信仰之间关系的要害。 按照祀典,生前对地方事务有过贡献的人士,死后方可进入地方信仰体系。因而,在地方传 说中为当地水利兴修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杨从义将军,在其殁后受到地方祭祀时理所当然地成 为与水利有关的神,灵应也就主要表现在水利方面。随着明清时期陕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 展,水运在经济中地位凸显,杨从义的身份很容易从水利神转变为兼及航运的水神。更为重 要的是,陕南是杨从义建功封侯之地,在此处受到祭祀符合中国士人的传统观念。当然,最 后一个纯属巧合但也是很关键的因素,即当地乡民所祀的水神名为杨泗将军,不仅与杨从义 同姓,而且灵应同样表现在与水有关的方面。因此,杨泗将军必然就是杨从义,杨从义当然 也就是杨泗将军——这正是董诏将杨泗将军附会为杨从义的逻辑所在。在这里,董诏显然有 意识忽略了杨从义的灵应在于水利、杨泗将军的神通表现为庇护水运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而 只是强调他们都与水相关这一共同点。另外,我们还注意到,文中董诏特别强调了“俗祀神必以六月六日,谓将军疏导水以灌 城 、洋二邑之田”。也就是说,在这里董诏将陕南当地以大阴之日六月六日祀神,拿来作为支 撑杨泗将军就是杨从义的论断的重要证据,而且还言之凿凿:人们之所以在这一日祭祀杨泗 将军,就是因为杨从义曾经疏导水灌溉城固、洋县等地的田地。这样的解说似乎让董诏以 为杨从义是杨泗将军的论断无懈可击。 然而,董诏的附会并非空穴来风,我们从陕南各地地方志中普遍记载着“旧祀宋总管杨从义 ”之说中,就可理会其中暗含的信息。事实上,不少修志者都认同这一说法,如雍正《陕西 通志》中就十分明确的记载着:“白河县:杨泗将军庙,在县北三里汉江岸,祀宋总管杨从 义”。但是,毕竟杨泗将军信仰与杨从义崇拜原本是两种不同区域、不同性质的信仰习俗, 故将杨从义等同于杨泗将军的附会必然会有疏漏之处,就像民国《紫阳县志》中所质疑的那 样: 杨泗将军庙,又称泗王庙,旧以为祀宋统知杨从义。考从义与子大勋同时尽节,何 以庙貌为白皙少年?其为水神,亦无据。 显然,无论肯定此说者如何强调二者之间的共通之处,但其间的差异是无法回避的。这里的 庙貌只是其中最表层的区别。可是,令人尴尬的是,提出疑问者也无法给出杨泗将军的确切 来历,所以最终质疑者只能以模棱两可的态度,轻描淡写地补一句“旧以为祀宋总管杨从义 ”来表明自己的观点,但却为我们留下了陕南地区水神杨泗将军信仰中的地方特色——杨从 义崇拜的痕迹。五、 转型:移民信仰与土著信仰 尽管通过上面的论证,我们已基本弄清楚了陕南杨泗将军信仰的基本特征:与两湖地区共同 的少年庙貌与水神神通,独具陕南地方特色的杨从义崇拜。也就是说,陕南杨泗将军信仰是 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民间信仰。可是问题也随之出现:陕南杨泗将军信仰是在何时以 及什么样的情况下形成的?这一信仰的形成与陕南地方社会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指示意义? 如上所述,自南宋始陕南地区就开始有杨从义崇拜的出现,但毫无疑问当时只是对“以劳定 国则祀之”原则的实施而已。历经元明,杨从义信仰史志无载,我们不能清晰地把握其中的 变化,而从地方志中的记载来看,杨从义转变为“能捍大患则祀之”的水神杨泗将军大致是 在清代中期。这一点可以杨泗将军庙的修建为证。除洋县、城固和安康等少数地方的杨泗将军庙直接承自杨从义庙之外,陕南各地杨泗将军庙 的修建时间,几无例外都是在清代康熙之后。如光绪《定远厅志》载:“杨泗将军庙:在刘 猛将军庙右。共六间,前为官厅,道光十六年同知谢长年建。”而石泉更明确称是在乾隆年 间道光《石泉县志》卷1《祠祀志》载:“汉江龙神庙:在南门内,即四王庙。乾隆 戊子年建,其女像,神无考,或以为火神云。”。雍正《陕西通志》中也有关于杨泗将军庙修建时间的记载: 紫阳县:杨泗将军庙在县治东南一里,康熙四十五年修。 白河县:杨泗将军庙,在县北三里汉江岸,祀宋总管杨从义。雍正二年重修。 白河县杨泗将军庙最初修建的时间虽不明确,但雍正二年的重修或许是将原有的杨 从义庙改建为杨泗将军庙。但无论如何,这些都应该证明了这一时期当地杨泗将军崇拜较为 兴盛的事实。 熟悉陕南地方史的学者们都知道,清代康熙、雍正与乾隆年间正是移民大量拥入陕南的时期 。这一时期陕南的移民主要来自南方各省,尤其是以两湖地区的移民最为集中[14] 。大量且集中进入的移民,使当地“风俗丕变”,以致“四方商旅聚而成俗,其间冠婚丧祭 之仪, 有沿客习而变者”[15]。陕南杨泗将军信仰的形成应恰在其时,这不仅可以从陕南 地区杨泗 将军信仰的基本特征与两湖地区相似得到证明,而且陕南杨泗将军信仰分布区域与移民分布 区域一致的状况,也表明了两者之间关系的非同一般:前述商南县普渡河一带每年定期举行 盛大的杨泗将军庙会,而王昶乾隆年间巡视商州地区时,曾称商州普谷河一带,“河 崖二百余家,多楚豫及皖人”[16]。可见,移民与陕南杨泗将军信仰之间的关系比 我们想象 的更为密切:移民使陕南与长江中游地区建立起了联系,成为区域神杨泗将军信仰分布区 的一个部分。 美国学者韩森在对南宋时期民间信仰的研究中指出,南宋时期中国的民间信仰开始发生一些 变化:即从十二世纪初由本地人氏组成的地方诸神体系,向十三世纪末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神 与地方诸神相结合转变[13]7。对于何为地方神与区域性神,她还给出了一 些基本的 特征:地方神是那些或生前为本地人氏,或到过受奉祀的地区的神,而区域性神则是 灵应区域不再局限于本地的神。她进一步指出,南宋时期民间信仰发生变化的区域,基本 上控制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并且即使在这一地区,整个十二、十三世纪离弃仕途的 精英家族与未受到商业革命影响的农夫中,地方神仍然受到崇拜。但是,对于那些未受到 商业革命深刻影响的内地区域情况如何,韩森却没有给出答案。另外,如果像她一开始指出 的那样,民间信仰的转型是因为受到区域经济变迁的刺激,那么,直到近世仍长期以农业生 产为主的汉江上游地区,民间信仰如果发生类似的转型,是否也与地方经济的变迁有关?对 于这些疑问,以往的研究都没有进行相关的思考。显然,我们要想得到答案,必须要进行一 番认真的考量。 套用韩森氏的观点,在未与杨泗将军信仰整合前的杨从义崇拜,显然应该属于地方神。原 因十分简单,杨从义曾经是受奉祀地区的地方官员,并在未受到商业革命影响的陕南地区长 期作为水利神而受到供奉与崇拜,其灵应如响也表现在与商业社会无关的农业方面。然而 ,这一状况到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契机就是移 民将杨泗将军信仰带入陕南。从陕南地区的自然条件来看,杨泗将军信仰的进入应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件。陕南地区地 处秦巴山地内部,对外交通主要依赖汉江与丹江的水道运输。但是受到地形的限制,陕南地 区虽然地处北亚热带湿润地区,河道众多,但大多水流湍急、滩多,于航行极为不利。如王 昶曾以诗文的形式,对白河境内的一段汉江水道状况作了十分形象的描写: 津吏忽来言,浊流涨清汉。缘溪数尺高,洄流疾如箭。我时仍发船,滩滩闻 氵贲漩。逆上次蓝滩,悬涡益飚悍,殷空雷霆驱,触石冰雪溅。 远疑鸥翔,近逼蛟蜃战。长年尽呼啸,小史剧奥页 眩。 出险乃斯须,安危竟一线。我生鹜远游,所适骇闻见。清浪暨江门,性命会梦幻。独怜挽船 郎,百丈累鱼贯。冲雨午未餐,力尽泥没骨干王昶“自白河至蓝滩”,载嘉庆《续兴安府志》卷6《艺文志》。 正是因为陕南地区的汉江水道运输较为险恶,所以两湖地区的移民进入陕南后,很自然地同 时将他们原来居住地域内的能够“斩龙护国”,庇佑船民的水神杨泗将军一并带入陕南。当 然,杨泗将军也不负众望,如前文所述,在陕南仍然可以与在家乡一样,在庇护航运方面灵 应如响,因而得到了当地百姓的尊崇,“邑人祷祀最虔”。此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历史上陕南地区本即为水灾频繁之地,加之康乾时期人口的大量迁 入,秦巴山地原始老林的破坏,更加剧了当地水土流失,对当地的社会生活、经济生产都造 成了极大的损害[17]。如道光《石泉县志》中称“近因山中开垦既遍,每当夏秋涨 发之际, 洪涛巨浪,甚于往日。下流壅塞则上流迁徙,沿江居民沉灶产蛙,亦共常矣。” [18]卷1《地理志》更有甚者,水土流失造成了一些通航河道彻底失去了水运价值,如 汉江支流乾河即是一例:“山间树木砍伐日甚,山坡垦地日益加多,于是崩沙走石,冲 入河中,以至河道荒旋,不复通舟。” 显然,明清时期陕南地区水灾的加剧,成就了地方民间信仰体系中对水神的广泛崇拜。但是 ,水神崇拜的凸显是否还表明这一时期陕南地方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而这种变化正好导致 了水运在地方社会中占据了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呢?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正是陕南地区经济开始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多种 经营方向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陕南地区商品生产逐渐兴盛,商业贸易获 得了长足的进步。[19]兴安府城安康凭借位于连接秦楚的交通要道上,加之汉中盆 地腹地广 阔的优势,其商业活动在陕南一带最为繁盛:“城外为水陆通衢,舟骑络绎,城内商贾辐凑 ,百货云屯”[20]。商品经济的勃兴,刺激了陕南地区内河航运业的发展。每当有 大宗商品粮远贩荆襄时,安康就会出现“帆樯蔽江江水急,西城万户余空鬲 甫”的壮观景象。[21]卷20《艺文志》 显然,在清代中期以后陕南经济转型之际,水路交通开始在地方经济与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并直接导致了“拯危济险,利涉大川”的水神杨泗将军出现在地方民间信仰体系之中。在 这一过程中,本为移民信仰习俗的杨泗将军崇拜,为了适应陕南当地社会环境,吸纳了当地 原有的杨从义崇拜,从而将一个原本与农业社会相关的土著地方神整合进庇佑航运的区域性 水神信仰中。也就是说,陕南地方信仰——杨从义崇拜,不仅仅是给区域性神杨泗将军提 供了一个高贵的出身,更重要的是他在杨泗将军信仰中的出现,使杨泗将军信仰完成了从移 民信仰到地方信仰的本土化过程。 现在,本节最初提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陕南杨泗将军崇拜的形成是与陕南清代中期两 湖移民的进入同时发生的。而这一事件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一种信仰习俗的流转迁移,更重要 的是它反映了由于地方商品经济的发展,陕南地区民间信仰体系从以地方诸神为主开始向地 方诸神与区域神相结合转变。六、 讨论:政治在民间信仰中的作用与意义 在此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首先,在对陕南地区水神杨泗将军信仰的研究中, 我们发现在民间信仰的神话传说的流传过程中,地方士人及地方官员起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 作用。事实上,由于中国文化与行政管理体制的缘故,地方士人与官员往往承担起民间传说 记录者的职能。但是在完成这一任务时,他们经常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对民间信仰加以改造 ,从而使得当地民间信仰的神话传说中增添了许多外来成份,客观上对民间信仰的地域传播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沔县知县莫增奎对菜园渡王爷庙内的杨泗将军神像的改造及其 说明,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另外,在紧邻湖北郧阳府的白河县关于杨泗将军的传说记载中也可以窥探到这一痕迹: 按《续府志》云:泗将军姓杨讳辉,宋令公杨继宗第四子,七月七日诞辰。太祖初下河东收 归入汴,阵前蒙萧太后之难,精忠烈烈。迨明文皇时,敕灵河上,褒封大将军,实为都水使 者。常考渎神有四:一灵源、一清源、一广源、一长源,各有专司。将军独兼四渎而总之, 与《旧志》不同,附载于此。[22]卷6《祠祀志》 《续府志》是指嘉庆《续修兴安府志》。在这段文字中,虽然我们无法确知《旧志》的情况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关于杨泗将军的传说,白河县的修志者径自采用了上一级官员所勘 定的府志中的说法。那么,行政对民间信仰的干预在此暴露无遗。 其次,就在沔县王爷庙这一个案中,如果我们不去纠缠具体的杨泗将军传说中的故事情节, 而仅仅就里面那句“邑人祷祀最虔,询及王之事迹,无知之者”进行思考,又出现了第二个 问题:为什么竟然会出现乡人对他们祈求最为虔诚的神灵的事迹茫然无知的情况?即使是莫 知县没有告知当地百姓他的那个杨泗将军传说,仅凭上述我们所引地方志中关于城固、洋县 两地杨泗将军祠的记载,相距不远且同属汉中府的沔县百姓不应该不知道在汉中府广为流传 的杨从义传说。或许是当地百姓并非对他们崇拜的杨泗将军神话毫不知晓,而是他们的故事 可能不仅与杨从义无关,更主要是被地方志编修者视作“事迹本诸村伶杂剧,尤为荒谬”而 不录于志书之中? 果真如此的话,那么陕南地区杨泗将军崇拜的真实情况,很有可能是另外一副面貌:官府及 地方士绅认可的是“有功于民”的地方神杨从义,并将此记录在地方志中,而当地百姓崇 拜的是区域神杨泗将军,其传说在官方的记录中被完全忽视。这就意味着在地方民间信仰 传说中存在着地方官绅与当地百姓的阶层差异。果真如此的话,陕南地区民间信仰的转型就 很有可能比我们从地方志中得出的结论要早很多。然而,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要做大量 的工作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 [ 参 考 文 献 ] [1] 黄芝岗。中国的水神[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2] 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 出版社,2004:320——321。 [3] 民国紫阳县志[M]。民国十四年石印本。 [4] 光绪洋县志[M]。民国二十六年重修石印本。 [5] 光绪沔县志[M]。光绪九年刊本。 [6] 光绪定远厅志[M]。光绪五年刊本。 [7] 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M]。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8] 民国隆德县志[M]。民国二十四年石印本。 [9] 民国砖坪县志[M]。民国铅印本。 [10] 康熙城固县志[M]。光绪四年重刊本。 [11]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 毕沅。关中胜迹图志[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3] 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M]。包伟民,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14] 萧正洪。清代陕南的流民与人口地理的分布[J]。中国史研究,1992:94——105 。 [15] 张晓虹。清代移民与陕南汉水流域民间风俗的嬗递[J]。中国历史 地理论丛,2002,17:91——100。 [16] 王昶。商洛行程记[M]∥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杭州:杭州古籍书店 ,1985。 [17] 萧正洪。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J]。中国农史,1988:69——84,1989 :74——82。 [18] 道光石泉县志[M]。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19] 张晓虹,郑召利。明清时期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尚的嬗递[J]。中国社会 经济史研究,1999,70:39——43。 [20] 卢坤。秦疆治略:安康县[M]。道光年间刊本。 [21] 嘉庆安康县志[M]。嘉庆二十年刻本。 [22] 光绪白河县志[M]。光绪十九年铅印本。

以汉中盆地和安康盆地为中心,陕南地区的堰渠水利有悠久传统,汉中地区早在宋代已形成较系统的堰渠。明清时代,尤其清代秦岭—大巴山区经历了一次广泛的开发。就水利建设而言,不仅以山河堰、五门堰、杨填堰等为主的许多堰渠仍在发挥作用,还兴建了一些新的堰渠灌溉工程。特别是在川楚移民开发山区的过程中,修建了不少小规模堰渠,山中农田水利面貌因之一新。(注:参见拙作《明清汉水上游山区开发与水利》,文载《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不过,清中叶以后,与山区自然生态环境及社会状况的变化相关联,陕南地区的堰渠水利也发生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变化。与此同时,水旱等自然灾害也有增多加重的倾向,并由此成为该地区发展进程中影响深远的转折。本文主要依据现存碑刻资料,对清代后期的有关变化作一初步探讨,(注:碑刻资料主要据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张沛编《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参以有关方志着录。)并请方家指正。

清代是中国传统水利科技的总结期。[2]出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 对农田水利的重视也达到空前的高度。该时期国家兴办的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并不多见, 但官员学者对农田水利问题的讨论却从未停息, 也有大量着作问世。除了治河文献中多杂有农田水利记载外, 各地农田水利多有专书, 为后来的清代水利史研究打下了基础。[3]

据《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

民国以后, 学者开始运用现代水利学的观点检讨古代的农田水利。张念祖的《中国历代水利述要》大概是第一部中国水利通史, 该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上古到清代水利事业的发展, 既有治河防洪, 也包含农田水利的内容。[4]郑肇经所着《中国水利史》专列灌溉一章, 分别叙述各省的水利状况, 纵贯古今, 多有卓识。[5]对后来水利史研究起到更深远影响的应该是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该书探讨了中国历史上水利事业的发展与基本经济区的兴衰和转移的密切关系。[6]张含英所着《中国古代水利事业的成就》中, 将灌溉列为首章, 突出了农田水利在古代的重要作用。[7]

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

20 世纪50 年代以后, 关于农田水利史的专着大量出现。较为重要的有: 方楫编着《我国古代的水利工程》, 纪庸编《中国古代的水利》, 戴应新着《关中水利史话》, 黄耀能着《中国古代农业水利史研究》, 沈百先、章光彩合撰《中华水利史》, 缪启愉着《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 周魁一着《农田水利史略》, 郑肇经主编的《太湖水利技术史》等。[8]其中《农田水利史略》是我国第一部农田水利通史, 概述数千年农田水利的发展历程, 分时期介绍了古代着名水利工程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各地水利的特点、古代技术成就。之后出版的《中国水利史纲要》和《中国水利史稿》下册两书也将农田水利列为重要内容, 并进行了全面探讨。[9]汪家伦、张芳编着的《中国农田水利史》是第二部农田水利通史, 该书分六个历史阶段对古代农田水利事业加以系统论述。[10]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研究》是作者多年研究的结晶,分区域论述了明清时期各地区农田水利发展的过程、特点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11]谭徐明主编的《中国灌溉与防洪史》一书展现了我国自夏商至民国时期灌溉与防洪发展历程。[12]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各流域及各省的江河水利志, 尽管主要记述当代水利事业发展, 但其中也多对清代农田水利的发展进行相应的介绍和总结。有关论文更难以计数, 有的学者或从总体上对古代农田水利的发展趋势进行把握, 或就清代的某个时段、某个专题进行讨论, 还有的从科学史的角度, 总结古代的灌溉技术成就。[13]有的学者还就清代农田水利资料的利用问题提出告诫。[14]

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

日本学者对中国水利史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自20 世纪30 年代以来, 学者辈出, 成果累累。1965 年成立中国水利史研究会, 至今会员已发展到100 多人。森田明是其中研究清代水利的佼佼者, 在已出版的三部着作中,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清代水利史进行了深入探讨。[15]此外, 佐藤武敏、川胜守、松田吉郎、好并隆司、长濑守、滨岛敦俊、今堀诚二、铁山博等、堀直等学者, 均从不同角度讨论过清代水利问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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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学者中, 当以魏特夫影响最大。他的《东方专制主义》中提出的“治水社会”理论引发了持续数十年的激烈讨论。[17]珀金斯在冀朝鼎研究的基础上, 对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项目进行了重新考察, 通过比较探讨水利建设的历史趋势。[18]伊懋可从经济与环境史的角度研究了清代的水利建设。[19]此外李欧娜、罗威廉、濮德培、魏丕信等, 对清代农田水利都有不同程度的探讨。[20]

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在总体的研讨之外, 更多的研究体现在流域或区域水利方面。以下试分畿辅、晋豫鲁、陕甘宁、边疆等四个区域, 分别介绍清代农田水利史的研究状况。由于篇幅及角度所限, 重点介绍农田水利方面的发展和变迁, 而对于水利社会史和环境史等问题, 因有学者进行过总结, 则不再赘言。[21]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

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

畿辅在清代行政区划上相当于直隶省, 流域上大体属海河流域。冀朝鼎认为, 元明清三朝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发生了脱离, 因此当时的官员试图将直隶变成“第二江南”, 在首都所在地附近建立一个基本经济区。[22]着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是国内较早研究清代水利营田的学者, 他曾对雍正年间水利营田的成绩进行了估计。[23]邢嘉明、王会昌在研究京津唐区域开发过程时也分析了水利营田的成效。[24]董恺忱对明清两代畿辅水利进行了综合考察, 认为对其成效应当具体分析, 畿辅水利之所以时兴时废而每况愈下, 封建制度下各种不同经济利益的冲突是更根本的原因。[25]张芳对雍正年间畿辅地区水利营田的原因、过程、规模及特点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认为雍正水利营田兴起的原因是改变南粮北运, 根除直隶水患, 经过了筹备与初步实施、全面推行、衰落三个阶段, 表现出规模较大、治水与治田相结合、官营民营相结合等特点, 为后世积累了难得的经验, 对该地区作物的合理布局和结构的确定有深远意义。[26]在另一篇论文中, 作者分别讨论了海河流域内京东与天津滨海、太行山与燕山山麓平原、中部平原、西北山间盆地农田水利的区域特点及发展状况。[27]蒋超与李三谋则分别选择天津与保定两地探讨水利营田问题。前者介绍了蓝理营田、雍正营田、马厂减河与盛军营田的缘起、成效, 认为清代天津屯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从沿河开垦逐渐发展成开垦离河较远的荒地, 把防洪、排涝、洼地利用和水利营田等多项水利事业结合起来, 推动了天津城市的发展。[28]后者则将观察重点放在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保定府, 认为保定府以至京畿地区的这次大规模的水利活动, 为北方农业生产找到了一条出路。[29]森田明的研究没有局限于农田水利建设本身, 而是从探讨畿辅水学的起源与形成出发, 讨论了清代畿辅水利的特点。[30]

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畿辅水利究竟是否可行, 在清代一直存在激烈争论。现代学者综合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等诸方面因素, 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看法。于德源考察了清代农田水利建设和水稻种植状况, 认为京郊农民在引水溉田, 或引水改造盐碱土质方面, 均获得显着成效。但也根据北京气候干燥、土质欠肥沃的特点, 提出应当开发旱稻或采用水稻旱种法。[31]《中国水利史纲要》以及《中国水利史稿》都提醒人们重视社会原因以外的自然条件的不利因素。[32]张芳分析畿辅地区水稻种植的制约因素后认为, 水源短缺是影响北方水稻发展的主要因素。[33]李辅斌在社会与自然两个方面解释了畿辅水利营田时兴时衰的原因, 特别提到气候变动的重要作用,认为近五百年我国气候特点南涝北旱也给营田带来很大困难。[34]森田明也指出了“超越技术上、财政上界限的水源之绝对性不足”为畿辅地区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所在。[35]李心纯考察后认为, 清代畿辅营田的失利, 水源的稳定与否确实影响了其兴衰, 而更根本的原因则是水土流失加剧, 生态环境变迁的结果。[36]关于该问题的最新成果是陈茂山的博士论文。作者认为元明清畿辅水利营田之所以未能大规模持久地发展起来, 除了政治、社会原因外, 气候和水资源条件是水利营田难以持久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37]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

尽管清代畿辅水利营田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但当时官员学者提出得建议还是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史资料。邬翰芳的文章《刘继庄论西北水利》介绍了清初学者刘献廷开发西北水利的主张。[38]周魁一、蒋超与森田明分别讨论了林则徐的“畿辅水利”思想。[39]王培华对元代以来关于“西北水利”的主张和实践进行了探讨, 揭示了其缘起、演变、传承关系、范围内涵及其成效与缺憾。[40]

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

此外, 徐秀丽、苑朋欣、朱彦华、朱吉杰也对清末直隶农田水利的发展进行了研究, 分别讨论了近代河北省灌溉的发展, 清末新政时期的水利建设等问题。[41]井灌是明清华北农田水利具有强烈区域色彩的一项事业, 陈树平、张芳、吴芳、缴世忠、森田明、胡英泽等都发表论文进行了探讨。[42]杜赞奇、王建革、王培华等还从水利社会史的角度考察了清代对直隶农田水利事业的组织管理等问题。[43]

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

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山西农田水利史是另一个研究热点。行龙、张俊峰等充分利用当地流传下来的碑刻等地方史料, 以“水案”为中心, 考察围绕水利而展开的社会关系, 认为鉴于水资源的匮乏及其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重要价值, 广大农村社区历史地形成了一套以“水”为中心的社会关系体系, 由于水资源类型的多样性, 围绕河水、湖水、泉水、洪水等资源的开发便形成特征迥异的各类社区, 由此提出“水利社会”“泉域社会”等理论, 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44]日本学者则从共同体的理论出发, 探讨清代山西的水利组织与基层社会的运行。[45]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

山西古代的灌溉成就就值得称道, 明清以来, 又有扩展, 除了平原陆续兴修灌溉工程外, 山区也多有小型工程, 水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46]因此从经济和工程的角度研究山西农田水利的论着也有不少。1991 年出版的《山西水利史论集》就收入了若干篇关于农田水利的文章。[47]李辅斌认为清代山西很少有中央政府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 但地方及民间自行兴建的小型灌溉渠道为数甚多, 形成了清代山西水利的一个突出特点, 这些小型灌区遍布山西各地, 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同时, 山西的井灌在清代也取得了很大发展,井灌技术领先诸省。[48]李心纯的着作《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虽然以明代为主要讨论对象,但对清代, 尤其是清初山西的水利发展也有所介绍, 认为由于水环境的变迁, 清代水利开发形式与效益与明代有很大不同。[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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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谋认为, 尽管清代山西省水田还未达到全境耕地面积的6 % , 水利工程分布不平衡, 水资源开发不够充分, 但在其组织经营方面, 为后世积累了不少建设经验和管理办法。在另文中, 作者深入地考察了洪洞县的灌溉管理制度。[50]此外, 张宇辉讨论了古代山西水利的特点及其规律。[51]张荷与梁四宝等分别探讨了山西引泉与凿井两种重要的灌溉形式。张荷认为明清时期引泉灌溉工程遍布全省, 是全面发展的时期。梁四宝等认为明清时期, 山西井灌对抗旱增产起到较大的作用, 而且井灌多数为一家或同族所开, 产权明确, 很少引起纷争, 因而成为明清山西农田水利发展的新特点。[52]李震考察了农田水利较为发达的太原县的发展状况, 介绍了汾河、晋水、洞涡河、岭水等灌溉水系, 认为在水量充沛时, 水田面积达到全部田地的三分之一。[53]

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

一些学者将着眼点放在水利并不发达的晋北地区, 以探讨水资源贫乏地区的水利开发道路。张荷较早地关注到晋北水利股份公司的兴起的重要意义。[54]李三谋认为晋北农业之所以落后, 一个重要原因是清统治者对这一带的农田水利重视不够, 近代以来该地在发展农田水利方面走出了一条有创造性的道路, 即集中民间分散的资金, 创建水利公司。[55]张宇辉、高建民等也介绍了晋北水利股份公司的概况, 分析其兴起的背景、社会效益以及最后的结局。[56]王恺瑞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探讨水利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对清末水利股份公司的发展也进行了研究。[57]

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

豫鲁两省位于黄河中下游, 是清代兴举河工的重要地区。从历史上看, 农田水利建设呈现出衰落的趋势, 主要集中在沁河流域、洛水流域以及鲁北的小清河与潍水流域。钮仲勋于1965 年发表文章, 考察历代沁河水利灌溉情况后, 认为明清时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广济渠、甘霖渠、永利渠等渠道的兴建及拓展。[58]

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张汝翼致力于研究豫北广利渠的历史演变与管理经验, 先后发表了若干篇文章, 分别从工程与管理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 作者于1993 年出版了《沁河广利渠史略》一书, 对广利渠的变迁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59]徐海亮追溯了南阳及汝南地区陂池水利的兴衰过程, 并分析了其衰败的社会与自然因素。[60]陈铮介绍了河南南部光固等州县以及西北怀庆府所属水利发展情况。[61]马雪芹将两汉、唐宋及明清南阳地区水利事业作了比较研究,认为从汉到清, 南阳地区水利事业基本呈现从兴盛到衰落的趋势。[62]其所着《明清河南农业地理》一书分别介绍了豫北的丹、沁、漳、洹河水利, 豫东的黄河水利, 豫西的伊、洛、汝河水利, 南阳平原水利, 周边山地水利, 以及豫南水利, 认为清代河南水利建设在康雍乾三代达到高潮, 对农业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但因各农业区具体情况不同, 水利建设重点也各有侧重。[63]张民服的文章中对清代井灌和广利渠的发展作了回顾。[64]王广琛等的《林州水利史》介绍了当地清代水利发展状况。[65]《黄河中下游地区水利史》一书对清代河南洛阳府的引伊、洛河工程以及怀庆府引沁灌区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66]谢諟结合文献和实地考察,围绕明清时期济源和河内两县的水利开发, 从水利社会史的角度, 揭示明清时期豫北灌溉水利发展史中的制度转换和社会变迁问题。[67]卞建宁讨论了清代陕州地区水利工程的兴修及管理制度。[68]

陕南包括如今陕西省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清初,这里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这里人户稀少,田地大多荒置,呈现出一派“虎迹狼蹄多于人迹,千里幅员。大半黄茅白苇”的荒凉景象。群山环抱之中的陕南,其封闭的地形并未让它免遭战乱的困扰——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失败、明朝政权的垂死挣扎以及清初三藩之乱,陕南都被殃及。

关于山东农田水利的有关问题, 李令福在所着《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 认为明清时期山东各项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在时间发展上有一定变化, 区域分布上也有极大差异。清代引河灌溉主要是小清河与胶潍河流域。运河与农田水利的冲突, 使得汶水流域农田水利尽失。鲁西南丘陵山地本来是引泉灌溉得天独厚, 也因为保运需要而无法发展。井灌发展也落后于山西、河北。此外, 作者还介绍了水利改良盐碱地的方法, 认为水利是改良盐碱地的最基本方法。[69]王云所着《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分析了山东运河与农田水利建设的关系。[70]吴琦在《漕运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揭示了清代山东农业用水与漕运用水的激烈矛盾及农业灌溉所遇到的困境。[71]苏远渠的论文也介绍了山东运河与农田水利的矛盾, 并进而分析了这种局面对该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72]赵士文通过考察, 分析了清代山东水利建设的局限性, 认为其原因主要是运河的影响, 同时生态环境的脆弱也决定清代山东水利工程主要作用不是灌溉, 而是防洪。[73]

虽然在明代有大量流民曾进入秦巴地区开荒种地以求谋生,人口有所增加,但历经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人口锐减。陕南受害之烈,比四川有过之而无不及。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明万历四十六年,汉阴县有户六百七十,口三千五百七十六”。明末农民起义,清初吴三桂反清,陕南均是大战场,人口锐减。《嘉庆汉阴县志》:明末汉阴县城“破颓者仅存十余间”,“土着无多,所存十之一、二”。原本就人烟稀少的陕南各地,此时更成极度荒僻之地。丘陵山地固不待言,即使河谷地带也人口稀缺。这点从康熙初年陕南部分府县的编户里数也不难看出:汉阴4里,旬阳4里,镇安2里,商南1里,山阳2里,平利1里,白河1里。由此可见清初陕南萧条荒敝之程度。据移民史专家曹树基估计,当时陕南大约有70%的人口或死于战乱,或转徙他乡。人口的锐减,严重地影响到陕南山区的开发进程。为了避免土地荒置,同时也为了增加赋税,清初朝廷采取了一系列优惠经济措施,以增加战乱地区人口。

陕甘宁位于黄河中上游, 地理上属西北,是清代西部开发的重要地区。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从晚清以来一直为学界所重, 涌现了不少学术成果。一些区域经济史着作从总体上概述了该地区农田水利发展状况。如魏永理主编的《中国近代西北开发史》一书, 对西北近代水利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作了较详尽的论述。萧正洪的着作《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对清代关中地区、宁夏平原、河西走廊以及新疆的农田水利进行了研究, 认为不同的环境条件下, 水利技术的区域间差异也非常明显。[74]钟萍介绍了1840 年以后西北农田水利的发展过程, 包括新疆人工灌区网络形成、河套地区引黄灌溉、陕甘青农田水利建设等, 强调了近代水利科技的应用和水利教育的积极作用。[75]李清凌用三篇文章探讨了古代西北农田水利开发的历史阶段、建设技术与主要经验,认为明清两代是西北地区水利建设发展的新高峰。[76]黄正林对河西走廊、宁夏平原、河湟谷地等黄河上游区域的农田水利进行了分别探讨, 认为农田水利不但影响了该地区土地利用率及人口分布, 其兴废更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兴衰。[77]王双怀则将明清时期西部分为八个典型区域, 对其水利事业进行了全面考察, 认为经过宋元萧条之后, 明清时期西部各省的水利事业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了发展, 对我国现代的水利建设也有直接的影响。[78]有的学者如马啸等对左宗棠等在西北水利建设中的活动与成就进行了探讨, 阐述了左宗棠开发水利的思想。[79]

顺治六年朝廷颁布《垦荒令》,顺治十四年户部颁布《垦荒劝惩则例》,明文规定奖励垦荒有功者,并把垦荒的多少与户口的增减作为对地方官的考核依据,康熙时进一步修改垦荒条例,规定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招徕流民开垦荒地。这些优厚的招垦政策及陕南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地,无疑对人口密集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东南各省尤其是湖广地区亦因祸连兵结,灾荒不断,灾民逃荒者成群结队,急于寻找适宜的土地安家立业,内拉外推之下,故继“湖广填四川”之续,终于促成了清朝“湖广填陕南”的移民浪潮。当然,陕南在清代之所以会成为重要的人口迁入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初陕南地区赋税较低,地租极轻,这对于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相应赋税沉重地区的无地或少地农民来说,有很大的诱惑力。当然,此次“湖广填陕南”除采取优惠经济政策招徕移民外,朝廷还采取了强迫迁移的政策,顺治、康熙两朝,朝廷两次强迫迁海,使福建、广东、江浙等濒海居民辗转迁入内地。

清代陕西大型水利工程较少, 但小型水利工程较为普遍, 成为一个显着特点。[80]樊志民对陕西历代农田水利技术发展进行了概括, 对明清时期则重点介绍了井灌的兴起。[81]耿占军认为, 清代陕西在利用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修渠建堰、凿井灌田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掀起了两次兴修水利的高潮。[82]张联社追溯了陕西历史上农田水利的发展历程及其演变, 重点介绍了清代陕西井灌的发展及其作用。认为关中凿井最多, 陕南次之, 陕北最少。进而分析了农田水利演变的地区特色。[83]桑亚戈利用乾隆朝奏折中有关资料, 认为乾隆年间是陕西各项水利建设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抗灾增收, 稳定地方经济和生活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效益。[84]

移民历经千辛万苦进入秦巴山地,大致是由东至西,先自平原,再进深山。至乾隆年间,移民基本上填充了汉水谷地和秦巴山地的老林地区,陕南的移民潮流,大致在道光年间进入尾声。

很多学者从区域的角度考察水利事业的发展。如黄盛璋探讨了关中地区农田水利的发展历史及其成就。[85]李令福的《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分别论述了清代陕西大型农田水利工程的萎缩、井灌的普遍发展、中小型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及分布等问题,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关中水利的时代与空间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进而总结水利开发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规律。[86]

在这次移民浪潮中,前文提及的湖南长沙吴氏家族的部分后裔也成为这支移民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氏始来陕南只有吴尚锡一人,进入汉阴堰坪后站稳脚跟后,立刻回故里招徕其他吴氏四大房族。从乾隆二十一年,长沙吴氏家族五大房陆续迁徙到陕南,前后历时十四年之久。到咸丰年间,吴氏后裔在陕南者“丁口见千三百余”。直到现在,吴姓依然是当地的第一大姓。吴氏宗族的人口在陕南的繁衍、增长其实也就是陕南地区人口在清朝中后期爆炸性增长的一个缩影。

王元林对泾洛流域水环境变迁作了深入的研究, 考察了引泾工程在清代的维修及运作情况, 认为自然环境变迁使泾洛流域水资源枯竭, 水利工程难以实施。[87]卢勇等在整理《清峪河各渠记事簿》的基础上, 复原清末民初清峪河水利衰落的经过, 认为水旱迭发、战乱不断以及设施和管理的落后, 导致其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在另一篇论文中, 作者对关中地区小型水利工程进行了研究, 认为明清小水利的兴修蔚然成风, 形式多样, 使得当时的水利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88]日本学者松田吉郎对泾水流域水利灌溉系统进行了研究。[89]吴宏岐、史红帅通过对相关史料记载的考证, 澄清了明清史志混淆龙首与通济二渠等问题。[90]此外,戴应新、叶遇春、田培栋等的着作中也对清代陕西农田水利进行了研究。[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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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汉中地区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区域。周魁一探讨了山河堰始建、沿革、工程设施及管理制度, 总结了古代水利工程的适应当地环境的长处。[92]谭作刚、费梅尔等讨论了汉水上游山区开发所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93]该地区研究以张建民用力最深。在《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一书中, 分别讨论了汉中灌区堰渠灌溉系统以及汉水上游山区的水利开发, 认为清代汉中地区农田水利取得了一定成就, 表现在新建堰渠多, 原有堰渠修复改建, 水利技术及渠水利用效率的提高等方面, 而随着对山区的大规模开发, 以农田灌溉为主的水利建设也有相应的扩展, 但过度垦殖导致的水土流失, 也给水利设施带来不利影响。[94]之后作者对陕南水利作了进一步研究,围绕秦巴山区的开发所导致的水土流失, 评估了水环境恶化情况下水利设施的兴废及效用。[95]鲁西奇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汉水流域的变迁, 也考察了汉水上游水利建设与农业发展, 秦巴山区的生态环境恶化等相关问题。[96]

汉水谷地与秦巴山地在乾隆至道光的近百年间接纳了大量移民,致使移民在当地人口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土着之民十无一、二”,清初朝廷的招抚垦荒和强迫迁海政策使汉阴县人口从明万历朝的3570人猛增到清朝道光朝的123300人,成为“十家九客户,百年土着无”的“五方杂处的”移民区。据各种文献资料,至道光年间,陕南各地客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大致在80—90%。到达陕南并定居下来的客民,主要来自南方各省,其中以湖广最多。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其它山地各县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到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由此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

陕西也是水利社会史学者关注的省份。世纪之交进行的陕山地区水利与社会习惯调查,集中了中外水利史研究的众多学者, 取得了醒目的成绩。魏丕信与蓝克利等都对关中民间水利组织和管理方法进行了研究。[97]中国学者钞晓鸿、萧正洪、佳宏伟等也分别讨论了关中水利共同体, 以及汉中地区水资源环境不断恶化条件下社会变迁等问题。[98]

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使陕南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他们的耕作方式及蚕桑、茶叶、苎麻、纺织等农副业生产堪称为南方移民开发山区的典型。习惯于水田耕作的南方移民并不满足于在坡地上种植旱作物,而是利用他们原有的耕作经验,在其定居之地,修筑渠堰,饮水灌溉,种植水稻。这种情况遍及整个陕南。吴氏迁陕第三代裔孙、位至候铨知县的吴敦品为其家谱《先德录》所撰文“质美公行状”篇中介绍:

甘肃地处清代西部开发的前线, 在清代前期农田水利就有很快的发展, 兰州、湟中乃至河西的水利建设在清代都出现了高潮。[99]如魏静在分别介绍引洮灌溉工程、引黄水利工程、红水洞子坝水利工程以及引泉灌溉工程的基础上, 总结了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特点, 认为甘肃水利的规模与效率达到了汉唐以来的最高水平。[100]马啸介绍了左宗棠在甘肃水利建设中的重要贡献与局限。[101]赵玉庭的硕士论文对明清甘肃农田水利进行了综合研究, 分别讨论了兰州、陇东、陇南、河西水利事业的发展。[102]

当是时,堰坪田无几,而秦俗又不谙沟泄之法,待雨以田,无雨则田石,于是相戒无田。公乃为杨氏及居人力言疏导堵泄之利,度远近沟渠道,深塘陂时蓄泄。杨用以饶,渠用以昌,不数年,堰坪山麓皆垦为田……若汉阴以南水利,实多我公绍之,夫吴氏乐利百年哉。

在重点区域的研究方面, 秦佩珩考证了清代兴修敦煌水利的具体措施以及管理制度, 认为清代主要利用党河渠道进行灌溉, 是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103]田尚比较了河湟谷地农业灌溉发展历史, 认为由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 政府的重视和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 湟中水利空前的繁荣, 取得十分明显的经济效益。[104]江河考察了明清兰州水利发展的过程,认为清代是兰州水利广泛开发的重要阶段, 其中最具历史特点的是高架水车的广泛应用, 泉水开发的普遍, 引洮工程的开创, 引黄工程的开拓等。[105]同样探讨兰州水利的还有郝相松,其文章中认为, 明清兰州地区对水利的开发不是单一型的, 而是综合型的, 在开发既有较大引渠工程的同时, 也有对小型水资源的充分利用。[106]艾冲对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甘肃陇中水利资源开发过程、方式及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考证。[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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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河西走廊水利的研究成果较多。唐景绅综合考察了明清时期河西水利建设状况。[108]王迎喜讨论了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水利开发概况及其效果。[109]王致中梳理了汉代到清末河西走廊的水利发展的基本史实, 认为河西水利到清代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重视, 特别是水利管理制度的完善。[110]王元第主编的《黑河水系农田水利开发史》是一部地区农田水利通史, 对清代黑河水系的渠道修治进行了详细的考证, 认为该时期水利兴修取得了很大成绩, 各大河流治理与灌溉水渠的开挖成就明显, 有效灌溉面积显着增加。[111]王培华撰写了3 篇论文, 研究了清代河西走廊水利纷争产生的原因、表现形式、消极后果, 以及为解决纠纷而产生分水制度。[112]历史上河西走廊的环境变迁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课题。在这方面, 李并成用力最深, 他对汉唐以来该地区开发及生态环境的恶化进行了长时段的考察, 探讨了水利与生态变迁的关系。[113]此外, 他还通过对河西地区明清时期水案史料的梳理研究, 总结了开发绿洲的经验与教训, 提醒人们在脆弱的生态系统面前应当保持审慎的科学态度。[114]

初来乍到的吴氏先民来到堰坪后,面临的是整片的山坡,本来就少地的堰坪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适宜种植的土地,而当地人也是靠天吃饭,有雨水就种植,没雨水土地就就荒废着。当时的艰辛可想而知,但吴氏先民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当地人兴修沟渠,垦荒造田,年复一年的围筑梯田,因地制宜的把南方的水田耕作方式嫁接在海拔500至600米的山坡上。修筑梯田始于乾隆年间,历经数代人营建,历时一百余年,至今250多年的历史,吴氏先民凭借着汗水和智慧开垦万亩梯田,谱写了一个家族波澜壮阔的百年移民垦荒史,成为清代前期湖广移民迁徙陕南生息繁衍的历史缩影。

宁夏平原的引黄灌溉具有悠久的历史, 在清代特别是康雍乾三朝, 一直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 在工程建设与灌溉管理方面均有发展和提高。[115]研究宁夏河套水利的成果, 既有《宁夏引黄灌溉小史》《宁夏农业史》等着作, 也有不少专题研究论文。[116]较早的综述性论文是1937 年发表的《宁夏河渠水利沿革概况》。后来卢德明、田尚、马启成、郑连第、杨新才等都从不同的视角出发, 对宁夏河套水利的兴起、发展进行论述, 对清代的介绍较为简略。[117]左书谔的论文《明清时期宁夏水利述论》认为清代宁夏水利事业较明代更为发达, 表现为新开渠较多, 改造和修浚旧渠时广泛采用以石代木, 修浚次数增多, 成效更大。[118]汪一鸣论述了历史上少数民族在宁夏水利建设中的贡献, 介绍了清代主持开挖渠道的大理寺卿通智的事迹与成就。[119]王致中、魏丽英通过对清代宁夏平原水利工程的梳理, 指出到乾隆中后期, 宁夏黄河水利开发已经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120]该问题的最新成果是吴超的博士论文。论文的第四章第三节, 作者用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清代宁夏平原水利建设与土地垦殖,在利用地方志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 对该地区水利建设和水利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分别论述了河西、灵州、中卫县干支渠的修治状况, 认为清代本区的水利兴修达到历代的最高峰。[121]

“亩金有沃土,山中岂乐乡。所幸宜五种,食不止稻粱。”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不仅促进了陕南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使陕更加趋向于“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成为一个南北文化交融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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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确定了我国的基本疆界与疆域范围,同时掀起了边疆开发的热潮, 为北方农田水利建设提供了历史性机遇。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边疆民族史成为显学, 成果极为丰富, 由于已有专书及多篇论文加以总结, 本文不再详述, 仅以内蒙古河套与新疆地区为主, 略加回顾。内蒙古河套灌区在清代道光以后获得了重大发展。对此学者多有论及。早在民国初年,王喆、蒙思明等就撰文探讨了河套水利的开发史。[122]解放后论着更多。如袁明全论述了河套农田水利的发展过程, 分析了河套灌区形成的原因。[123]张植华描述了有清一代河套农田水利与农业发展状况, 认为康乾间河套农业虽然有所发展, 但灌田之利尚未兴起, 鸦片战争后,由于大量内地农民流入和地商的投入, 水利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124]陈耳东的《河套灌区水利简史》是关于内蒙古河套水利的一部通史。该书第四章重点讨论了清末河套水利开发的主要成就, 对该时期促成水利开发的重要因素、主要水利开发活动、贻谷办垦、地商的作用以及水利管理制度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125]周魁一认为, 河套地区水利和黄河流经的变化直接相关, 同时也与清政府的边疆政策有关。在《中国水利史稿》下册中, 他对河套灌区的兴起、后套八大渠沿革以及灌溉管理法规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126]杜心宽根据内蒙古档案馆的《钦差垦务大臣》全宗档案, 对贻谷整饬河套水利的过程及措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 认为清末以兴修水利为手段, 逐步扩大放垦面积, 使河套水利基本上得到整修, 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灌溉体系。在另文中, 作者剖析了清代河套水利兴起与地商的密切关系。[127]马波对秦汉以来河套地区农业开发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描述, 认为清代开发河套农业的高潮再次兴起,功绩不逊于汉唐。[128]李三谋梳理了河套农田水利发展的历史进程, 着重分析了自道光以后河套农田水利兴盛的基本形式、特点和原因, 并为当代河套水利建设提出了建议。[129]闵宗殿则对晚清河套34 条灌渠的名称与沿革进行了考证。此外, 徐福龄、杨亚军、田尚等也对灌区形成与演变及管理制度等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130]日本学者铁山博从清代周边农业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后套水利开发的条件、过程、管理以及独特的地商经济。[131]

地商在后套水利发展起到了独特的作用,近年来一些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王建革探讨了晚清河套水利开发由地商主导到政府官营的转变过程, 分析了地商水利与官营水利的成败的原因。[132]李茹的论文《河套地商与河套地区的开发》在系统研究地商产生的条件、过程及其对河套地区社会发展影响的基础上, 得出结论认为他们使开发活动由零星的、无组织的行为变为了有规模的、有组织的行为, 促进了开发的进程, 为河套地区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133]陶继波考察了晚清河套地商产生和发展衰落的历史, 认为在地商活动的70 多年间, 他们通过包租土地、开挖渠道、经营商业等, 不但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并且成为河套社会的实际控制者。[134]

王同春是清末具有传奇色彩的地商, 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1935 —1936 年, 《禹贡》杂志就登载了多篇关于他的论文, 顾颉刚亲自撰写文章, 并拟为其作传, 可见其在河套水利建设中的重要地位。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对他对研究再度兴起。如张遐民所着《王同春与绥远河套之开发》, 李西樵的论文《河套水利事业的开拓者———王同春》等。[135] 1989 年《内蒙古文史资料》出版了王同春专辑, 收入了一些重要资料和论文。[136]此后还有很多学者如邢亦尘、田玉根、马尚云等先后进行过讨论。[137]其中尤以张世明的研究最值得关注, 他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清代移民社会, 提出了“王同春现象”的概念, 在后来与龚胜泉合着的文章中, 又进一步归纳为“王同春模式”,对于理解王同春在边疆开发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 给出了全新的解释。[138]

清代新疆农田水利同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该问题的研究, 较早有郑肇经《中国水利史》略加述及, 倪超并编有《新疆之水利》。[139]黄盛璋、钮仲勋合撰的《历史时期新疆地区的水利开发》, 对汉唐以后到近代新疆农田水利的发展作了全景式描述。另外钮仲勋还分别研究了历史上哈密与吐鲁番两地水利开发的历程。[140]黄盛璋则对新疆水利技术的研究用力最深, 所论坎儿井起源中亚说, 虽与西方和日本学者论点相同, 而论证精详, 几成不易之论。所着《新疆水利技术的传播和发展》等文, 介绍了灌溉大渠、截河灌溉、架槽灌溉、凿井灌溉与雪水灌溉等五种主要灌溉技术, 考证了新疆水利技术的来源与发展, 认为清代新疆大兴水利, 比前代规模更大, 技术也更为复杂, 同时还介绍了新疆本地因地制宜的水利技术。[141]

《中国水利史纲要》与《中国水利史稿》《农田水利史略》等书, 对清代新疆农田水利的发展都有专门叙述。田尚认为当时农田水利发展的重要原因是清朝边疆政策的需要, 是在屯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并因为屯田的变化而反映出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和趋势。[142]日本学者堀直撰有若干篇文章, 论述了清代新疆的水利灌溉事业。[143]华立所着《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一书, 也把水情和水利建设与农业开发结合起来考虑, 分时期探讨了农田水利事业与新疆农业的发展, 对光绪年间的水利建设热潮介绍尤为详尽, 认为该时期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 到光绪二十年前后, 全疆已形成基本完整的水利灌溉系统。[144]张芳从河渠灌溉与坎儿井灌溉两个方面, 分别考察了清代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吐鲁番与塔里木河地区的农田水利的发展状况。[145]谭徐明、周魁一总结了新疆屯垦的历史经验, 认为汉、唐、清是历史上新疆屯田规模最大的时期, 水利建设是屯区开辟和发展的首要条件, 因此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水利的盲目开发也带来了环境恶化的负面效果, 提醒人们只有合理科学用水才是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146]赵珍也从生态史的角度分析了清代新疆水利开发导致的水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 认为新疆水资源利用量越来越大, 水生态环境恶化程度也逐级加深。[147]王培华研究了清代伊犁屯田中的水利管理问题, 重点阐述了水利纠纷的解决措施[148]。

林则徐与左宗棠是晚清新疆农田水利开发中最重要的人物, 如赖洪波、王华云根据有关史料, 结合实际调查, 探讨了林则徐遣戍伊犁期间兴修农田水利的实际业绩, 邹礼洪分析了左宗棠开发新疆的水利思想, 马啸总结了左宗棠建设新疆水利的经验教训等。[149]张世明认为左宗棠西北农田水利开发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意义。[150]

围绕林则徐与伊犁皇渠开挖的问题, 学者有激烈争论。纪大椿考证了皇渠的开挖年代,认为该渠开挖与伊犁满营屯田有关, 正式开挖于1815 年, 1844 年增宽、加深、延长, 确定了现今的规模。而晏海发结合史籍进行了实地踏勘, 对通惠渠与皇渠进行了辨析, 认为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林则徐所捐修的龙口工程就是位于惠远城以东的黄草湖龙口和辟里沁龙口, 而非位于哈什河西岸。赖洪波重新考证了皇渠的开挖年代, 认为初凿于乾隆年间伊犁回屯初始时期, 前身即“哈什河旧渠”, 嘉庆年间松筠兴办阿齐乌苏旗屯公田, 曾加以展拓,其正式定型则在道光二十四年林则徐垦复阿齐乌苏废地之时。[151]

在很多关于西部开发的论着中, 对农田水利建设也间有介绍, 因已有多篇综述论及, 本文不再一一评述。坎儿井是新疆最具特色的灌溉工程, 关于其起源, 学界一直存在争论, 发表了大量论文。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也有学者进行了总结, 亦不赘言。[152]

研究新疆农田水利史论述已有很多, 目前学界的研究正逐渐深化与细化。台湾与大陆各有一篇以清代新疆水利的学位论文, 更加表明该问题仍旧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153]

清代西藏的农田水利较为薄弱, 有关研究也很少。成崇德、张世明的《清代西藏开发研究》一书中分别介绍了雅鲁藏布江中游及藏东三江河谷地带的灌溉农业。房建昌在两篇文章中阐述了西藏历史上农田水利的发展状况, 以及清朝驻藏大臣参与的西藏重大治水活动。[154]论及该问题的还有罗布。[155]

清代东北的灌溉水利起步较晚。周魁一在《农田水利史略》与《中国水利史稿》下册中曾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该地区灌、排水工程以及航运事业的发展。[156]近年来衣保中与金颖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利用中韩史料, 对晚清水田的兴起作了比较具体的考述, 重点探讨了朝鲜移民在水田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关于近代东北水田起始时间, 衣保中认为东北最早出现朝鲜移民种稻的地方是今鸭绿江上游对岸的浑江流域, 约在1845 年。而金颖则将1875 年朝鲜移民在通化下甸子地区试种水稻成功作为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起源。衣保中还探讨东北水田发展的路线以及朝鲜移民与近代东北地区的水田技术等问题。[157]吴蓓分析了清末水田开发的过程与特点, 认为松花江流域水利灌溉开发较晚, 朝鲜移民在开发水田过程中, 修建了一批水利工程, 促进了东北水利灌溉技术的发展。[158]

自20 世纪以来, 关于清代北方农田水利的研究可谓着述如林。包括水利学、农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众多学者在水利史的研究领域共同耕耘, 尽管学科不同使得他们的研究视角并不完全一致, 但正是学科间知识的冲融, 为水利史研究提出了一个个新的命题,使之成为专门史研究中最有活力的领域之一。

当然, 由于北方农田水利史自身的特点, 决定了该领域的研究显得较为具体而琐碎, 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还缺乏应有的深度。而近年来社会史与环境史研究的异军突起, 已经展现出新的趋势, 在整合人文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力量与知识结构的基础上, 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1]刘献廷: 《广阳杂记》卷第四, 中华书局, 1997 年,197 页。

[2]周魁一:《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农业考古》1986年第1 —2 期。

[3]姚汉源: 《中国水利史纲要》, 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 年, 569 —570 页。关于这类着作, 还可参看《中国水利史稿》 附录二,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9年。

[4]张念祖: 《中国历代水利述要》, 华北水利委员会,1932 年。

[5]郑肇经: 《中国水利史》, 长沙: 商务印书馆, 1939年。

[6]Ch’aoting Chi ,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 , London : George Allen &Unwin LTD , 1936 ; 中译本《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7]科学普及出版社, 1957 年。

[8]分别出版于: 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1955 年; 上海四联出版社, 1955 年;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台北六国出版社, 1978 年;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9 年; 农业出版社, 1985 年;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6 年;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87 年。对20 世纪70 年代以前的研究状况, 可参看黄耀能《中国古代农业水利史研究》一书序章第二节《中国古代农业水利研究史》。

[9]姚汉源: 《中国水利史纲要》, 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 年。周魁一: 《中国水利史稿》 ,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9 年。

[10]汪家伦、张芳编着: 《中国农田水利史》,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0 年。

[11]张芳: 《明清农田水利研究》,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8 年。

[12]谭徐明主编: 《中国灌溉与防洪史》,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5 年。

[13]较有代表性的如王毓瑚: 《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水和历史上的农田水利问题》, 《中国农史》试刊号; 王若昭:《清代的水车灌溉》, 《农业考古》1983 年第1 期;

彭世奖: 《我国历史上的水利建设和农田开发》, 《古今农业》1989 年第1 期; 咸金山: 《中国近代机灌事业的发展》, 《中国农史》1989 年第2 期; 汪家伦:《试论我国古代农业进步与农田水利发展的关系》,《农业考古》1990 年第2 期; 张建民: 《论明清时期的水资源利用》, 《江汉论坛》1995 年第3 期; 闵宗殿:《从方志记载看明清时期水稻的分布》, 《古今农业》1999 年第1 期、《学术研究》1999 年第8 期等。关于古代水利技术, 代表论着有姚汉源: 《中国古代的农田淤灌及放淤问题》,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报》1964年第2 期; 熊达成、郭涛: 《中国水利科学技术史概论》,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郭文韬、曹隆恭主编: 《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89 年, 288 —306 页; 张芳: 《中国古代的灌溉技术》,《古今农业》1991 年第1 期; 闵宗殿: 《中国古代稻田灌溉中的水稻水分生理知识》,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 年第3 期; 闵宗殿: 《水力在中国古代农业上的应用》, 《古今农业》1992 年第4 期; 周魁一:《中国古代农田灌溉排水技术》, 《古今农业》1997 年第1 期; 张芳: 《中国传统灌溉工程及技术的传承和发展》,《中国农史》2004 年第1 期。此外还有大量从事科技史、农学史的学者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14]张建民: 《传统方志中农田水利资料利用琐议———以江西省为例》, 《中国农史》1995 年第2 期; 佳宏伟: 《清代水利灌溉亩数的失实问题———兼评地方志所载数字的真伪》,《中国地方志》2005 年第2 期。

[15]《清代水利史研究》, 东京亚纪书房, 1974 年; 《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 东京国书刊行会, 1990 年, 中译本出版于台北国立编译馆, 1996 年; 《清代の水利と地域社会》, 福冈: 中国书店, 2002 年, 中译本《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 雷国山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 年。

[16]Japanes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water control in China :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 Tokyo :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 1994. 另可参见松田吉郎: 《日本的147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 《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水利史研究文集》, 黄河水利出版社, 2006 年。

[17]K. A. Wittfogel , Oriental Despostism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 中文版《东方专制主义: 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 徐式谷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出版。

[18]Dwight 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 —1968 , Edingburgh University Press , 1969. 中译本《中国农业的发展 》, 宋海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 75 —89 页。

[19] Elvin , Mark. “ The Technology of Farming in Late2Traditional China ,”in Randolph Barker and Radha Sinha ,eds.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Economy. Boulder , Colo. :Westview Press , 1982 ; Elvin , Mark. “ The Environment Legacy of Imperial China ,” in Richard Edmonds , ed. Managing the Chinese Environment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0.

[20]可参看马钊主编: 《1971 —2006 年美国清史论着目录》, 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21]关于水利社会史研究, 可参看石峰:《“水利”的社会文化关联———学术史检阅》, 2005 年第3 期; 廖艳彬: 《20 年来国内明清水利社会史研究回顾》 》2008 年第1 期) ; 廖艳彬、刘生文: 《明清水利社会史研究述评》 ;张爱华: 《进村找庙之外: 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勃兴》 。

[22]《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16 页

[23]侯仁之: 《历史上海河流域的灌溉情况》, 《地理学资料》1958 年第2 期。

[24]邢嘉明、王会昌: 《京津唐地区自然环境演变及区域开发过程》, 载《地理集刊》第18 号, 1987 年。

[25]恺忱:《明董清两代的“畿辅水利”》,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 年第3 期。

[26]张芳: 《清代雍正年间畿辅地区的水利营田》, 《中国史研究》1993 年第2 期; 另见《明清农田水利研究》21 —38 页。

[27]张芳: 《明清时期海河流域的农田水利》,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 年第4 辑; 另见《明清农田水利研究》1 —20 页。

[28]蒋超: 《明清时期天津的水利营田》, 《农业考古》1991 年第3 期, 《明清时期的天津水利营田 》,《农业考古》1992 年第1 期。

[29]李三谋: 《清雍正年间保定府的灌溉活动》, 《古今农业》1997 年第1 期。

[30]森田明:《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 409 —438 页。 

[31]于德源: 《北京历史上的农田水利和水稻种植》,《中国农史》1984 年第2 期。

[32]《中国水利史纲要》, 508 —511 页; 《中国水利史稿》下册, 173 —180 页。

[33]张芳: 《明清畿辅地区水稻种植的发展及其制约因素》,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1 期; 《宋元至近代北方的农田水利和水稻种植》, 《中国农史》1992 年第1 期。

[34]李辅斌: 《清代河北山西农业地理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1992 年, 112 页。

[35]森田明:《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 438 页。

[36]李心纯: 《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环境》,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79 页。

[37]陈茂山: 《海河流域水环境变迁与水资源承载力的历史研究》, 中国水科院博士论文, 2005 年。邬翰芳: 《刘继庄论西北水利》, 《和平日报》日。

[38]邬翰芳: 《刘继庄论西北水利》, 《和平日报》日。

[39]周魁一、蒋超: 《林则徐治水及其〈畿辅水利议〉》,《燕赵春秋》1987 年第1 期; 森田明: 《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 年9 月, 95 页。

[40]王培华:《元明清时期的“西北水利议”》,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6 期; 《虞集及元明清西北水利》, 《文史知识》1999 年第8 期; 《元明清江南官员学者的西北水利思想与实践》, 《古今农业》2000 年4期; 《清代江南官员开发西北水利的思想主张与实践———潘锡恩〈畿辅水利四案〉及其学术价值》, 《江海学刊》2004 年4 期; 《清代江南官员开发西北水利的思想主张与实践———唐鉴〈畿辅水利备览〉的撰述旨趣及历史地位》,《中国农史》2005 年3 期。

[41]徐秀丽: 《近代河北省农地灌溉的发展》, 《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2 期; 苑朋欣、朱彦华: 《清末新政时期直隶农田水利事业》,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 》2004 年第1 期; 朱吉杰: 《清末直隶水利、水政述论》, 河北师大2005 年硕士论文。

[42]陈树平: 《明清时期的井灌》,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 年第4 期; 张芳:《明、清时期的华北井灌》,见《明清农田水利研究》39 —52 页; 吴芳: 《清代北方井灌的发展及其作用》, 见叶显恩主编: 《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下册, 中华书局, 1992 年; 缴世忠:《华北水井与水井灌溉史寻踪》, 见《农业考古》1994年第1 期; 森田明: 《华北之井水灌溉与凿井事业的发展———以民国初期的河北省为中心》, 《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 451 —469 页。

[43]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 —1942 年的华北农村》, 王福明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22 —31 页; 王建革: 《河北平原水利与社会分析__ 》, 《中国农史》2000 年第2 期; 王培华:《清代滏阳河流域水资源的管理、分配与利用》, 《清史研究》2002 年第4 期。

[44]主要论着有: 行龙: 《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张俊峰: 《水权与地方社会———以明清以来山西省文水县甘泉渠水案为例》, 《山西大学学报》2001 年第6 期; 张俊峰: 《明清以来晋水流域水案与乡村社会》,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 年第2 期; 张俊峰: 《介休水案与地方社会———对水利社会的一项类型学分析》, 《史林》2005 年第3期; 周亚、张俊峰: 《清末晋南乡村社会的水利管理与运行》, 《中国农史》2005 年第3 期; 郝平、张俊峰: 《明清时期介休水案与“泉域社会”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 年第1 期; 张俊峰: 《龙祠水案与地方社会》,《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2006 年第2 期; 张俊峰: 《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社会变迁———基于田野调查的分析与研究》, 山西大学2006 年博士论文等; 张俊峰: 《前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水权的表达与实践————山西“滦池”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清华大学学报 》2008 年第4期; 胡英泽: 《水井碑刻里的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山西大学学报 》2004 年第2 期。与此相关的还有赵世瑜的文章《分水之争: 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 等。

[45]如好并隆司: 《近代山西分水之争》, 《山西水利》1987 年第3 期; 好并隆司: 《从山西省碑刻来看水利祭祀与灌溉》, 《中国水利史研究》33 ; 森田明: 《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第二三两章; 森田明: 《关于山西不灌溉水利组织的备忘录》, 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14 等。另外蓝克利、魏丕信等主持的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也致力于探讨该地区水利组织与基层社会的运行机制, 编辑了《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系列 。

[46]《中国水利史稿》下册, 192 —193 页。

[47]李乾泰、啸虎主编: 《山西水利史论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48]李辅斌: 《清代河北山西农业地理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1992 年; 李辅斌: 《清代山西水利事业述论》,《西北大学学报 》1995 年第6期。

[49]李心纯: 《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环境》,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50]李三谋、李震: 《清朝洪洞县的水利灌溉与管理》,《农业考古》2003 年第3 期; 李三谋: 《清代山西主要农田水利活动》,《古今农业》2005 年第2 期。

[51]张宇辉: 《古代山西水利的特点及其规律》, 《山西水利》1995 年第4 期。

[52]张荷:《古代山西引泉灌溉初探》,《晋阳学刊》1990年第5 期; 梁四宝、韩芸: 《凿井以灌: 明清山西农田水利的新发展》,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 年第4期。

[53]李震:《清代太原县的农田灌溉》,《古今农业》2000年第1 期。

[54]张荷:《近代山西水利股份公司述要》, 《山西水利·水利史志专辑》1986 年第4 期。

[55]李三谋: 《清代晋北农业概述》, 《古今农业》1998年第1 期。

[56]张宇辉: 《近代山西雁北水利股份公司述要》, 《海河水利》2001 年第6 期; 高建民: 《近代晋北水利企业探析》,《山西水利》2005 年第3 期。

[57]王恺瑞: 《清代晋北的农田水利建设与环境初探》,《山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7 年第1 期;王恺瑞: 《清至民国时期晋北的水利与环境》, 陕西师大2007 年硕士论文。

[58]钮仲勋: 《豫北沁河水利灌溉的历史研究》, 《史学月刊》1965 年第8 期; 另参见其《豫北地区农田水利开发的历史研究》,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编:《黄河水利史论丛》,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年;钮仲勋、李非: 《伊洛河水利开发的历史研究》, 《地域研究与开发》1985 年第1 期。

[59]张汝翼: 《沁河广利渠历史演变探讨》, 水科院硕士论文, 1983 年; 《沁河广利渠古代水工建筑物初探》,《水利学报》1984 年第12 期; 《沁河广利渠灌区古代管理初探》, 《河南水利史料》1986 年第1 期; 《明清广利渠的管理》, 水利史研究室编: 《水利史研究室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6 年12月;《沁河广利渠史略》, 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60]徐海亮:《古代汝南陂塘水利的衰败》, 《农业考古》1985 年第3 期; 徐海亮: 《南阳陂池水利的衰败》,《农业考古》1987 年第2 期。可参看其《从黄河到珠江———水利与环境的历史回顾文选》,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7 年10 月。

[61]陈铮:《清代前期河南农业生产述略》, 《史学月刊》1990 年第2 期。

[62]马雪芹: 《南阳地区两汉唐宋明清时期水利事业之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 年第2 期。

[63]马雪芹: 《明清河南农业地理》, 台湾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7 年, 83 —108 页; 关于豫北地区, 还可参见其《明清时期豫北地区的农田水利事业》 一文。

[64]张民服: 《河南古代农田水利灌溉事业》, 《郑州大学学报 》1990 年第5 期。

[65]王广琛、李太生、魏俊彦主编: 《林州水利史》, 河__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4 —36 页。

[66]程有为主编: 《黄河中下游地区水利史》,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259 —260 页。

[67]谢 :《“利及邻封” ———明清豫北的灌溉水利开发和县际关系》,《清史研究》2007 年第2 期。

[68]卞建宁: 《碑石所见清代陕州地区的水利问题》,《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 年第3 期。

[69]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有限公司,2000 年, 41 —46 页。

[70]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71]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232 —236 页。另可参看作者新作《漕运·群体·社会———明清史论集》 , 以及李文治、江太新所着《清代漕运》 。

[72]苏远渠: 《清代山东运河水灾与两岸农村社会经济》,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5 年。

[73]赵士文: 《论清代山东对水旱自然灾害的防治》,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8 年。

[74]分别出版于: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75]钟萍: 《近代西北的农田水利》, 《古今农业》1999年第3 期。

[76]李清凌: 《西北古代农田水利建设的技术》,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2006 年第4 期; 《西北古代农田水利开发的类型投资者和基本经验》, 《西北师大学报 》2006 年第5 期; 《西北古代农田水利开发的三个高峰》, 《西北师大学报 》2007

年第5 期。

[77]黄正林: 《黄河上游区域农村经济研究 》, 河北大学博士论文, 2006 年。

[78]王双怀: 《明清时期西部水利建设的区域特征》,《宁夏社会科学》2008 年第4 期。

[79]马啸: 《左宗棠对西北水利开发与建设的贡献》,《求索》2003 年第2 期。

[80]《黄河水利史述要》, 水利出版社, 1982 年, 346页。

[81]樊志民: 《陕西古代农田水利科学技术初探》, 《西北水资源与水工程》1990 年第3 期。

[82]耿占军: 《清代陕西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 《唐都学刊》1992 年第4 期; 另可参看作者的着作《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83]张联社: 《陕西历史农业地理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1997 年。

[84]桑亚戈: 《从〈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看清代中叶陕西省河渠水利的时空特征》,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 年第2 辑。

[85]黄盛璋: 《关中农田水利的历史发展及其成就》,《农业遗产研究集刊》, 第二辑, 中华书局, 1958 年,后收入《历史地理论集》, 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86]李令福: 《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 人民出版社,2004 年, 289 —331 页。

[87]王元林: 《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 中华书局, 2005 年11 月。

[88]卢勇、聂敏、洪成: 《清末民初清峪河水利衰落之探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2005 年第1 期; 卢勇、王思明: 《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小型水利述论》,《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2006 年第4期; 另可参考卢勇的硕士论文《〈清峪河各渠记事薄〉稿本的整理与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5 年。

[89]松田吉郎: 《明清时代陕西泾水流域の水利灌溉.. ¦ À》, 森田明主编《中国水利史の研究》, 东京:国书刊行会, 1995 年。

[90]吴宏岐、史红帅: 《关于明清西安龙首、通济二渠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 年第1 辑。

[91]戴应新: 《关中水利史话》,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7年; 叶遇春: 《泾惠渠志》, 三秦出版社, 1991 年; 田培栋: 《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92]周魁一: 《山河堰》, 中国水科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论文集》第12 集,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2 年; 另见所着《水利的历史阅读》,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8 年。

[93]谭作刚: 《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农业垦殖与自然环境的恶化》, 《中国农史》1986 年第4 期; 费梅尔:《清代大巴山区山地开发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 年第2 期。

[94]彭雨新、张建民: 《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第五章。

[95]张建民: 《明清汉水上游山区的开发与水利建设》,《武汉大学学报 》1994 年第1 期; 《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 《清史研究》2001 年第2 期; 《碑石所见清后期陕南的水环境与水旱灾害》, 《中国水利》2008 年第7 期; 《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 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中心》,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96]鲁西奇: 《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97]蓝克利: 《关中地区民间水利组织与管理方法》, 载葛兆光: 《清华汉学研究》第三辑,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年; 魏丕信、蓝克利、任德: 《从地方资料看关中灌溉系统管理的演变》, 中国水科院水利史研究室编:《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水利史研究文集》, 黄河水利出版社, 2006 年11 月。

[98]萧正洪: 《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 年第1 期; 钞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4 期; 钞晓鸿:《清代汉水上游的水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 《清史研究》2005 年第2 期; 佳宏伟: 《水资源环境变迁与乡村社会控制———以清代汉中府的堰渠水利为中心》,《史学月刊》2005 年第4 期。另外还可参看韩茂莉:《近代山陕地区地理环境与水权保障系统》, 《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l 期。

[99]参看《中国水利史稿》下册, 189 —191 页。

[100]魏静: 《浅析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 《开发研究》1999 年第4 期。

[101]马啸: 《左宗棠与甘肃水利建设》,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2003 年第6 期。

[102]赵玉庭: 《甘肃地区明秦佩珩: 《清代敦煌水利考释》, 《郑州大学学报 》1985 年第4 期清时期农田水利研究》, 兰州大学硕士论文, 2003 年。

[103]秦佩珩: 《清代敦煌水利考释》, 《郑州大学学报 》1985 年第4 期。

[104]田尚: 《古代湟中的农田水利》, 《农业考古》1987年第1 期。江河: 《明清时期的兰州水利》, 《兰州学刊》1987年第3 期。

[105]江河: 《明清时期的兰州水利》, 《兰州学刊》1987年第3 期。

[106]郝相松: 《兰州地区明清时期的水利开发》, 《甘肃社会科学》1990 年第2 期。

[107]艾冲: 《清代雍乾时期陇中地区的水利开发与土地利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 年第3 期。

[108]唐景绅: 《明清时期河西的水利》, 《敦煌学辑刊》1983 年总第3 期。

[109]王迎喜等: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水利开发概况及其效果》,《开发研究》1988 年第5 期。

[110]王致中: 《河西走廊古代水利研究》, 《甘肃社会科学》1996 年第4 期。

[111]王元第主编: 《黑河水系农田水利开发史》,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3 年, 158 —167 页。

[112]王培华: 《清代河西走廊的水利纷争与水资源分配制度———黑河、石羊河流域的个案考察》, 《古今农业》2004 年第2 期。

[113]李并成: 《河西走廊历史地理》,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3 年。

[114]李并成: 《明清时期河西地区“水案”史料的梳理研究》, 《西北师大学报 》2002 年第6期。

[115]参看《中国水利史稿》下册, 180 —185 页; 《中国水利史纲要》, 513 —515 页; 《黄河水利史述要》,344 —346 页。

[116]卢德明: 《宁夏引黄灌溉小史》, 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 年; 杨新才: 《宁夏农业史》, 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年。

[117]赵蕴华:《宁夏河渠水利沿革概况》, 《文化建设》3卷_______6 期, 1937 年; 卢德明: 《关于宁夏引黄灌溉史》,《宁夏日报》8 日; 田尚: 《试论“塞上江南”宁夏平原引黄灌区的形成》, 《中国史研究》1982 年第4 期; 马启成: 《宁夏黄河水利开发述略》,《西北史地》1985 年第2 期; 郑连第: 《宁夏引黄灌溉溯源》,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论文集》 ,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5 年; 杨新才: 《宁夏引黄灌区渠道沿革初考》,《农业考古》2000 年第1 期。

[118]发表于《宁夏社会科学》1988 年第1 期。

[119]汪一鸣: 《试论少数民族对开发宁夏引黄灌区的贡献》, 《河套水利史论文集》,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 年。

[120]王致中、魏丽英: 《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 三秦出版社, 1989 年, 142 —146 页。

[121]吴超: 《13 至19 世纪宁夏平原农牧业开发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7 年博士论文, 66 —87 页。

[122]王喆: 《后套渠道之开浚沿革》, 《禹贡》1936 年7卷8、9 合期; 蒙思明: 《河套农垦水利开发的沿革》,《禹贡》6 卷5 期, 1936 年11 月。

[123]袁明全: 《清代河套农田水利发展述略》, 《中国农史》1986 年第4 期。

[124]张植华: 《清代河套地区农业及农田水利概况初探》,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87 年第4期; 另见《清代河套农业及近代农田水利的兴起》,《河套水利史论文集》,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89年, 15 —26 页。

[125]陈耳东: 《河套灌区水利简史》, 水利电力出版社,1988 年。

[126]《中国水利史稿》下册, 341 —347 页。

[127]杜心宽: 《从〈钦差垦务大臣〉全宗档案看清末河套水利》,《河套水利史论文集》, 69 —82 页; 《试论清代河套灌溉农业的兴起》, 《古今农业》1989 年第2期。

[128]马波: 《历史时期河套地区的农业开发》, 《古今农业》1991 年第1 期。

[129]. guoxue. Com/article. Php/14413/1 ,另见参见樊志民、吴宾、朱宏斌: 《多维视野中的区域开发与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史研究———第七届东亚农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农史》2008 年第1 期。

[130]徐福龄: 《内蒙古后套灌区的历史演变和展望》, 杨亚军、曲察金: 《近代内蒙古河套灌区的灌溉管理》,二文均收于《河套水利史论文集》; 田尚: 《后套引黄灌区的形成与发展》,《平准学刊》第2 集, 1991 年。

[131]铁山博:《清代农业经济史研究》第四、五章, 御茶の水书房, 1999 年。

[132]王建革:《清末河套地区的水利制度与社会适应》,《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6 期。另外, 在2006 年出版的《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一书第八章, 作者又从土地制度的角度分析了地商阶层的形成与性质, 及其社会影响。

[133]李茹:《河套地商与河套地区的开发》, 内蒙古大学2004 年硕士论文。

[134]陶继波:《晚清河套地商研究》,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5 年第6 期。

[135]张遐民:《王同春与绥远河套之开发》,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4 年; 李西樵: 《河套水利事业的开拓者———王同春》,《中国农史》1985 年第1 期。

[136]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王同春与河套水利》,《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六辑, 1989 年12 月。

[137]邢亦尘: 《我国近代农民水利家王同春———读〈王同春开发河套记〉札记》,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1990 年第4 期; 田玉根: 《河套灌区的开拓者———王同春》, 《水利天地》1990 年第5 期; 马尚云:《论王同春与河套农田水利的开发》, 《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1997 年第3 期。

[138]张世明: 《清代边疆开发不平衡性: 一个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的考察》, 《清史研究》1998 年第2 期; 张世明、龚胜泉: 《另类社会空间———中国边疆移民社会主要特殊性透视1644 —1949》,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 年第1 期。

[139]《中国水利史》, 商务印书馆, 1939 年初版, 1993年影印, 275 —276 页; 《新疆之水利》, 商务印书馆,1948 年。

[140]黄盛璋、纽仲勋: 《历史时期新疆地区的水利开发》, 《新疆历史论文集》, 1977 年12 月; 钮仲勋:《哈密地区水利开发的历史研究》, 《历史地理》第十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7 月; 钮仲勋: 《吐鲁番地区水利开发的历史研究》,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编: 《水利史研究论文集 ———纪念姚汉源先生八十华诞》, 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141]黄盛璋: 《新疆水利技术的传播和发展》, 《农业考古》1984 年第1、2 期。

[142]田尚: 《清代西域的农田水利》,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 年第4 期。

[143]参看Japanes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water control inChina :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 Tokyo : Centre for East Asian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 1994.

[144]华立: 《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145]张芳: 《清代新疆的农田水利》, 《明清农田水利研究》,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8 年。

[146]谭徐明、周魁一: 《新疆屯垦水利的历史经验》,《中国农史》1999 年第3 期。

[147]赵珍: 《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272 —289 页。

[148]王培华: 《清代伊犁屯田的水利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7 年第5 期。

[149]赖洪波、王华云: 《林则徐与伊犁农田水利建设》,《新疆社会科学》1986 年第5 期; 邹礼洪: 《清代新疆开发研究》, 巴蜀书社, 2002 年12 月; 马啸: 《左宗棠与新疆水利建设》,《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4 期。

[150]戴逸、张世明主编: 《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151]纪大椿: 《清代伊犁皇渠的开挖年代》, 《新疆社会科学》1986 年第6 期; 晏海发: 《清代伊犁河北岸农垦水利考》, 《新疆大学学报 》1995 年1 期;赖洪波:《林则徐与伊犁皇渠》,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6 年第3 期

[152]可参看三阿达莱提·塔伊尔的文章《新疆坎儿井研究综述》 及钟兴麒、储怀贞主编的《吐鲁番坎儿井》 一书。

[153]王鹤龄: 《清代新疆水利之研究》, 台北: 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研究所1995 年硕士论文; 王金环: 《清代新疆水利开发研究》, 新疆大学2004 年硕士论文。

[154]成崇德、张世明《清代西藏开发研究》,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6 年, 79 —82 页; 房建昌: 《历史上西藏水利状况概述》,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 年第3期; 房建昌:《传统西藏水利小史》,《西藏研究》1996年第3 期。

[155]戴逸、张世明主编: 《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269 页。

[156]周魁一: 《农田水利史略》, 108 —110 页; 《中国水利史稿》下册, 347 —348 页。

[157]衣保中: 《论清末东北地区的水田开发》,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 年第1 期; 衣保中: 《朝鲜移民与近代东北地区的水田技术》, 《中国农史》2002 年1期; 金颖: 《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12 —21 页。

[158]吴蓓: 《近代松花江水利开发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论文, 2008 年, 186 —1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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