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中国史 2019-08-11 00:15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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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不能被排行榜,高校原始创新能力亟待

中国教育报讯几乎所有大学校长都不同程度地被裹挟进一种“成长的烦恼”——大学排行榜。“大学排行榜对校长而言,是一种外部压力,要关注但是不能被绑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认为,目前传播较广的大学排行榜大多注重国际顶级期刊论文、各级各类科研基金、申报国家成果奖和各种人才称号等,这些指标上的表现,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校科研水平。”曾在浙江大学工作过的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回忆起, 1998年浙江大学四校合并初期,年均发表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总数仅有300篇,当时全国年均发表SCI论文数量最多的高校也只是在三位数徘徊。吕建坦言,对于大学排行榜,要从两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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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是大学校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准备为教育说话,我并不支持某些盲目扩张的学校向政府要地。”熊思东认为,大学一定要摒弃以量图大、以量扩张的模式,转向内涵式发展,转向提高质量的模式。

中国教育报讯“以生物科学领域为例,具有全球引领价值的重大计划,有多少是由我们的原始创新开始的呢?他认为,在我国现有的科研体制下,理想的状态是由科研院所承担以目标为导向的科研课题,给高校科研留下自由探索的空间,“高校科研更多是面向未来,以科研的原创性提供未来发展的动力,同时通过研究来为学生的科研探索解疑释惑”。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实现科技创新,其实都离不开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企业的深度参与。曾经在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有过3个月考察经历的吕建对此深有感触,“如果在国家整体的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同时拥有类似微软这样的科技创新型企业,高校科研就可以‘解套’,真正回归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和人才培养成果。

中国教育报讯(记者 刘博智 柴葳)几乎所有大学校长都不同程度地被裹挟进一种“成长的烦恼”——大学排行榜。一份份角度各异、形式不同的榜单,让不少高校几多欢喜几多愁。今年全国两会,校长们也对这一“烦恼”一吐为快。

“但是有一种‘论文’并没有被纳入这些大学排行榜,那就是写在中国大地上的‘论文’。”丁烈云表示,扎扎实实做好高校科研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接,用知识产出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是高校重要的使命和功能之一。高校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未反映在这些排行榜中,但能说这种扎根中国大地的“论文”不重要吗?

谁说“大楼”不重要?对于沈满洪工作的宁波大学来说,有一段时间,偌大的校园,放不下文科教授的一张办公桌。

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实现科技创新,其实都离不开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企业的深度参与。“进入新时代,我们的科技创新要多些‘领跑’‘并跑’,少些‘跟跑’甚至‘场外跑’。”熊思东坦言,目前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转化成生产力的鸿沟并未弥合,高校实际上承担了许多本应由企业做的事情。

“但是有一种‘论文’并没有被纳入这些大学排行榜,那就是写在中国大地上的‘论文’。”丁烈云表示,扎扎实实做好高校科研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接,用知识产出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是高校重要的使命和功能之一。高校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未反映在这些排行榜中,但能说这种扎根中国大地的“论文”不重要吗?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过了掰着指头数论文的时代。”曾在浙江大学工作过的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回忆起,1998年浙江大学四校合并初期,年均发表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总数仅有300篇,当时全国年均发表SCI论文数量最多的高校也只是在三位数徘徊。如今,浙江大学年均发表SCI论文数量已经数以千计。“我们的高等教育要建立自信。”沈满洪说。

姓名:刘博智 柴葳 工作单位:

熊思东将高校科研分为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大类。他认为,在我国现有的科研体制下,理想的状态是由科研院所承担以目标为导向的科研课题,给高校科研留下自由探索的空间,“高校科研更多是面向未来,以科研的原创性提供未来发展的动力,同时通过研究来为学生的科研探索解疑释惑”。

“大学排行榜对校长而言,是一种外部压力,要关注但是不能被绑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认为,目前传播较广的大学排行榜大多注重国际顶级期刊论文、各级各类科研基金、申报国家成果奖和各种人才称号等,这些指标上的表现,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校科研水平。

吕建坦言,对于大学排行榜,要从两面看。评价指标中折射出的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如果确实存在,就要去改正、解决。对于赞誉,也要去看是否真的好。“无论怎样,南京大学内涵式发展的办学理念、办学方向、发展道路是不会因这些而改变的。”吕建说。

沈满洪;宁波大学;大楼

面对日渐增长的高校科研经费和人员规模,高校科技原始创新能力如何实现与人员、经费的同步跃升?

吕建坦言,对于大学排行榜,要从两面看。评价指标中折射出的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如果确实存在,就要去改正、解决。对于赞誉,也要去看是否真的好。“无论怎样,南京大学内涵式发展的办学理念、办学方向、发展道路是不会因这些而改变的。”吕建说。

全国人大代表热议:大学不能被排行榜“绑”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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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和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一见面,就不约而同地直奔“高校原始创新能力”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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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判断如今早已耳熟能详。“说实话,这句话也要辩证地看。”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这么说并非哗众取宠,而是道出了地方高校用地紧张的“苦水”。

高校科研;研究;原始创新

大学排行榜;大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吕建;南京大学;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科研;发展中的;中国大地

本报讯(记者 刘博智 柴葳)几乎所有大学校长都不同程度地被裹挟进一种“成长的烦恼”——大学排行榜。一份份角度各异、形式不同的榜单,让不少高校几多欢喜几多愁。今年全国两会,校长们也对这一“烦恼”一吐为快。

曾经,高校里面“学生住读,教师走教”,师生见面机会少,更谈不上交流。近几年,很多高校相继出台了教授坐班答疑的规定。

中国教育报讯(记者 柴葳 刘博智)“以生物科学领域为例,具有全球引领价值的重大计划,有多少是由我们的原始创新开始的呢?”“我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均跃居世界第二。欣喜之余,回过头来看,我国在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上仅排名22位。虽然每年都有进步,但这两项数据之间,仍有巨大的反差。”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过了掰着指头数论文的时代。”曾在浙江大学工作过的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回忆起,1998年浙江大学四校合并初期,年均发表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总数仅有300篇,当时全国年均发表SCI论文数量最多的高校也只是在三位数徘徊。如今,浙江大学年均发表SCI论文数量已经数以千计。“我们的高等教育要建立自信。”沈满洪说。

“各类大学排行榜像是‘盲人摸象’。”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解释说,“摸到象腿上有个很大的瘤,就认为有问题。然而,一个‘瘤’显然不代表整个大象的问题,没有摸出‘瘤’也不代表没问题。”

兰州大学在推进“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办学土地资源紧张和配置不平衡的问题,也成为制约学校发展的重大障碍。为此,经学校与地方政府协商,地方政府同意向学校划拨7500亩教育发展用地。

2017年10月,科技部发布的《中国普通高校创新能力监测报告2016》显示,截至2015年,中国高校R&D人员全时当量为35.5万人年,比2006年增长46.7%,居世界第一。高校R&D经费内部支出不断提高,2015年达998.6亿元,是2006年的3.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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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排行榜对校长而言,是一种外部压力,要关注但是不能被绑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认为,目前传播较广的大学排行榜大多注重国际顶级期刊论文、各级各类科研基金、申报国家成果奖和各种人才称号等,这些指标上的表现,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校科研水平。

“学校用地紧张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分析原因。”熊思东说,“地方大学缺地,是政府既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还是部分大学追求量的扩张的冲动难以遏制?”

“仔细想想,国家需要什么?高校科研有什么特点?改革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数据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光靠发表论文并不能把高校科研的原始竞争力带动起来,我们要清醒认识到高校科技创新的痛点在哪里。”吕建说。

“各类大学排行榜像是‘盲人摸象’。”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解释说,“摸到象腿上有个很大的瘤,就认为有问题。然而,一个‘瘤’显然不代表整个大象的问题,没有摸出‘瘤’也不代表没问题。”

学校用地紧张不仅困扰着地方院校,也让很多名校捉襟见肘。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一系列重大瓶颈问题,初步扭转关键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在若干战略必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然而目前,我国在关键技术总量上仍不足以与发达国家竞争。

“教师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去哪里坐班呢?”4年前,沈满洪刚刚接任宁波大学校长时,学校的生均教学行政用房标准连及格线都达不到。“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合格标准是14平方米,2013年我们学校只有13.65平方米。”浙江省其他的地方高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

曾经在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有过3个月考察经历的吕建对此深有感触,“如果在国家整体的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同时拥有类似微软这样的科技创新型企业,高校科研就可以‘解套’,真正回归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和人才培养成果,实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

“这都是不能省的成本。”沈满洪举了王淦昌的例子。1940年,当时的中国正在和日本血战,浙江大学辗转搬迁到了贵州遵义,王淦昌当时是浙大物理系的教授。他当时提出一个探测中微子的新办法,但是因为遵义的条件有限,方法有了,却没有实验室去证明,最后被外国科学家证明。“那次我们离诺奖很近,但与诺奖失之交臂。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再发生。”沈满洪代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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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引进院士,沈满洪都要在学校的地图上做“加减法”。“去年我们学校引进了两个院士,每个院士都有一支研究团队,还要安排实验室。算下来,一个院士就意味着4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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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土寸金的厦门,2016年就制定了《关于厦门市高校建设用地标准的意见》,规定高校建设容积率必须达到0.65以上,下调生均教学行政用地标准,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指标,以增加更多的教学用房,缓解学位紧张压力。

一个更尴尬的处境是,没有“大楼”,“大师”也进不来。

在沈满洪看来,“大楼”与“大师”应该并举。“当大楼具备时,短板是大师;大楼不足时,大楼大师都重要。”

宁波大学的难处,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能理解。但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警惕另一种高校扩张的冲动。

熊思东举例说:“有些学校属于大行政,如果行政人员过多,行政办公用房肯定不够。如果有的学校不落实学术核心地位,以行政为主导,一定会挤占学术的空间。”

2017年底,北京大学发布了《北京大学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北大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硬件方面,空间资源是制约北大发展的重要瓶颈。校园建设难以满足学校日益增长的各方需求,建设用地缺乏,土地空间严重不足。

”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这么说并非哗众取宠,而是道出了地方高校用地紧张的“苦水”。”4年前,沈满洪刚刚接任宁波大学校长时,学校的生均教学行政用房标准连及格线都达不到。为此,经学校与地方政府协商,地方政府同意向学校划拨7500亩教育发展用地。熊思东举例说:“有些学校属于大行政,如果行政人员过多,行政办公用房肯定不够。寸土寸金的厦门, 2016年就制定了《关于厦门市高校建设用地标准的意见》,规定高校建设容积率必须达到0.65以上,下调生均教学行政用地标准,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指标,以增加更多的教学用房,缓解学位紧张压力。“虽然我是大学校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准备为教育说话,我并不支持某些盲目扩张的学校向政府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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