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中国史 2019-08-20 03:45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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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对待专业型和研究型两种学位制度,关于建

贾达群,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音乐学院学科专业规划建设办公室主任、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主任

  全国的艺术硕士美术指导教师优秀作品巡展活动由两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展览,另一部分是研讨会。这次巡展,历时两年半,主要在我国专业和综合性艺术学院巡回,总共16站,最后一站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2008年,曾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全国首届艺术硕士毕业生优秀作品展,向社会展示该学位的初次教学成果,此次教师优秀作品巡展与之回应,全面检验我国各培养院校导师的美术创作水平,推进艺术专业学位的建设。

音乐图像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新型艺术文化学科,其学科体系的发展完善要靠科学发展观和科学的实践体系的有机结合。通过对该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作简要的回顾总结与思考展望,深感今后必须加强外联构筑学科网络体系、内部挖潜完善学科教研体系、突出特色建立可持续发展体系等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初步设想与目标定位。希望学界同仁对此予以关注,共同开创中国音乐图像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新纪元。

  新的时代,新的需求,呼唤新的曲艺人才,更呼唤新的曲艺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中国曲艺学学科体系,是中国曲艺学最为紧迫但又必须着力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关乎学科建设的全局和未来。  

一、国外现状调研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MFA)设置业已10年,艺术学科从原先错误归属的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自成我国第13个学科门类也已5年,然而,人们对艺术学科评价体系和学位制度依然颇多迷茫与误解,例如,人们总以为艺术硕士低于所谓的“学术型”硕士学位。为了消除误解,加深对艺术学科性质的理解,每一巡展站都会根据在地院校的情况设置一个研讨会论题,一方面讨论关涉美术教育的普遍问题,另一方面探讨在展院校的办学特色。

音乐学/图像学/艺术学/文化学

  曲艺是中华民族一切说唱艺术的总称,具有2000多年历史,现存400多个曲种,源远流长,色彩斑斓,底蕴深厚。长期以来,作为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和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曲艺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温润着普通百姓的心灵,传递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念。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就有三部是在民间说书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四大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格萨尔王》《玛纳斯》《亚鲁王》就是靠民间说唱流传至今。然而,这门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作用的独特艺术,却没能像其他艺术门类一样搭上现代高等教育快车,在专业招生目录和学科建设目录上存在双重缺失,以致传承发展面临着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匮乏、创作水平较低、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滞后、人去艺亡等难以突破的困境,从深层次上严重制约着曲艺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通过对曲艺学科建设来龙去脉、理论积淀、实践探索的初步梳理,以求提出适合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曲艺艺术发展规律的中国曲艺学学科体系的构想。

美国一直对音乐表演学科里的各专业授予博士学位,其学位称谓为:DMA(Doctor of Music Art),而对理论及音乐学或音乐教育的博士学位使用的称谓是“哲学博士”;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则用“大师文凭”授予相当于理论类博士学位级别的作曲家和表演艺术家;俄罗斯则对表演专业授予相当于美国DMA学位的博士学位,称为“副博士”(而理论类的博士学位在该国称为“正博士”);澳洲的一些大学则在创作和表演学科授予同理论、音乐学研究学科一样的哲学博士学位。

  正确对待

李荣有,男,杭州师范学院艺术学研究所所长,音乐艺术学院教授。

  一、建设中国曲艺学是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共同诉求

近年来,国际上艺术教育及其学位体制的实施倾向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整个欧洲都在向美国的学位体制靠拢,并正在经历教育及学位体制的重大改换进程。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音乐学院统统效仿综合性大学的建制,改为音乐大学,以便更有效地参与和普通大学一样的科研和学科建设;二是重新考量艺术及其思维的特性,将其与创新意识、创意能力、创造手段等当代教育理念相结合,并用学位的方式承认其学术性含量。具体表现在对创作及表演实践类学科实行博士学位制。

  两种学位制度

一、学科形成与发展简况

  曲艺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是在1949年7月中华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的。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六十年代开始,一大批有识之士已经采用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推动曲艺学校教育和曲艺学科的设立。

二、学位、学习层次与学习性质的关系

  艺术学科的当务之急是建立符合艺术教育特性的评价体系。艺术院校是创作、研究、教学三位一体的高等教育机构。按其性质,有两种类型的学位,一种是专业型学位,另一种是研究型学位。研究型学位在我国通常冠以“学术型”,它注重理论研究,主要任务是写作,史论系研究生属于攻读这一学位类型者。而从事艺术创作实践者应攻读的则是艺术硕士这一专业型学位。这两个学位只是研究取向和表现媒介不同,并无价值区别。专业创作本身就是对艺术史和理论理解的体现,隐含着思想。一件伟大的美术创作跟一部伟大的学术著作价值对等,无高低之别。艺术硕士的教育并非是轻视学术,恰恰相反,是要依据创作自律强化其思想性和学术性。艺术硕士的终极目的是要培养有思想的创作者,这跟学术型学位没有冲突。

音乐图像学(Musical Iconography)是由音乐学和图像学两个不同意义的现代学科结合而成的新兴交叉学科,从其字面意义看,就意味着要对以音乐为题材的美术作品的研究。而实质上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则必须和艺术本体之外的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学科产生密切的联系,吸收多学科知识的源泉,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优秀成果,方能完成本学科的预定计划任务,实现本学科的最终目的。如同西方其他诸多术语的产生,“图像研究”(Iconography)和“图像学”(Iconology)由希腊语组合而成,最初它仅仅用于研究古代纹章、图案与钱币考据,后来逐步扩展到对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题材艺术图像的文化学意义阐释研究等领域,并渐渐地形成了诸多新的交叉学科[1] ①。

  我们党杰出的领导人陈云同志十分重视曲艺教育和科研工作。在他的有力推动下,1962年成立了苏州评弹学校;1986年又在天津成立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陈云同志亲自为两校题写校名;198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成立。“两校一所”的诞生极大地推动了曲艺学校教育和曲艺学术研究的开展。

多年以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一直是以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为主,而且从培养方案、学位标准到评价体系都强调单一的科研论文模式,这为许多社会需求的应用实践型高端人才(包括音乐表演高端人才)的培养设置了不小障碍(应用实践型人才基本上被排除于博士学位培养之列),因为这一模式一方面忽略了教育的多样化,另一方面违背了应用实践型人才培养的特殊规律和实际需求。

  专业学位是艺术学科的主体学位,因此,摆正对这个学位的理解至关重要。迄今为止,仍有某些院校分不清专业型和研究型学位的性质,对专业学位教育仍旧采用“学术型”模式,要求艺术硕士写跟其创作无关的论文。

将音乐图像学作为一门具有独立意义的现代学科提出,始于二十世纪初的西方国家,最初只是零星的发表了一些论文,之后又相继涌现了一大批音乐图像学研究的论著,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独立的学科教育与学术研究体系。和音乐学的许多研究领域一样,一些德语国家的学者率先作了诸多开拓性工作,发表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论著,如德国学者G·金斯基(G. Kinsky)出版于1930年的《图片音乐史》[3],对于音乐图像学学科地位的确立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音乐图像学在艺术史研究的推动下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发展,重要的著作有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图像学研究》[4]、科马(Karl Micheal Komma)的《图片音乐史》[5]、F. 勒苏尔(Francois Lesure)的《音乐、美术与社会》[6],美国学者温特尼茨(Emanuel Winternitz)的《西方美术中的乐器及其象征意义》[7] 等。

  知名曲艺家们从自身舞台实践出发,深感学术理论之重要。相声大师侯宝林1979年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曲艺研究工作,奔走呼号建立专门培养曲艺人才的高等学府。他先后被北京大学、辽宁大学、河北大学等诸多高等院校聘为兼职教授,并与北京大学教授汪景寿、南开大学教授薛宝琨、山东大学教授李万鹏合著《曲艺概论》等学术理论成果,为推进曲艺学科建设迈出坚实一步。他在逝世前曾痛哭此生还有未尽之事:“我在这个大学授课,在那个大学讲学,就是没有在中华曲艺学院当过教师。”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在生前最后的日子对相声的传承发展问题念念不忘:“目前相声教育存在着‘空当’,缺乏科学系统的教育,师资、教材都是空白。”他认为最好是能够由经验丰富的演员,认真总结升华演出经验,形成科学的教材。中国曲协原主席、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在病榻上留下遗言:“希望曲艺后继有人。”四川谐剧创立者王永梭在临终前呼吁:“期待曲艺界早日能有一支理论研究队伍。”今天,回想起这些肺腑言语,仍在重重地叩击着我们的心灵,让人痛彻心扉、不能自已。

从教育和学位体系仔细观察,我认为:研究生教育并不仅只意味是“研究型”。这可能是由于中文表述有歧义造成的。在英文里面,学位及学习层次是用学位类别和学习层次来给予表述的,且并不具有性质的含义。学位表述为:Bachelor, Master, Doctor等,学习层次表述为:Undergraduate Study,Postgraduate Study或Graduate Study等。对应中文分别是:学位表述—学士、硕士、博士;学习层次表述——大学生的学习、大学生毕业后的学习(中文亦称研究生学习)。因此,在教育领域里的高端人才培养理所当然是大学生毕业后的进一步教育培养,即研究生教育培养。这说明学位仅和学习层次有关系,但和学习类型——应用实践型与学术研究型的性质没有必然的关系①。进一步说,无论是学术研究型还是应用实践型都可以,且应该进入到不同的学位层次里进行由低到高的学习。至于各层次和各类型教育的教学规格、培养方案、学位标准和评价体系等应该由教育部门或培养单位根据不同的要求按其性质分类来科学制定。

  摆正艺术创作

1961年以来,由德国莱比锡音乐出版社陆续出版的《音乐史中的图像》[8] 系列,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包容范围最广的音乐图像学著作。这套大型图片丛书分为民族音乐、远古音乐、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近现代四大系列,每一系列再分为10卷,每卷由一位学者编辑和撰写说明文字,全套丛书共40卷,为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了空前丰富的图像资料,使研究者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可以说这套丛书的每一卷都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特别可贵之处是它完全摆脱了西方过去此类著作以欧洲为主线的方法,把全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到了同等的地位,非欧洲音乐史和传统与民间音乐的图片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各国学者对其他民族音乐文化的了解。这一时期以乐器为主题的专著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美国学者温特尼茨(Emanuel Winternitz)的《西方美术中的乐器及其象征意义》[7],R. 查尔斯(R. Charles)的《油画中的乐器》[9] 等。温特尼茨的著作没有停留在对乐器本身的描绘和展示上,而是在乐器本体阐释的基础上,进而集中探索了音乐图像中乐器的象征性,特别是象征意义问题,从而使研究工作更具有文化史的深度。即如学界所公认的那样,音乐图像学逐步把音乐图像扩大到整个艺术史、社会文化史的范围中进行研究和阐释,形成了具有系统学科理论和丰硕研究成果的学科发展氛围和学科体系。20世纪70年代初,霍华德·梅尔(Howard Mayer)、琼·拉塞尔(Joan Lascelle)所著《音乐图像学》[10],则对音乐图像学研究成果文献进行收集、梳理和分类编目、著录,为国际音乐学界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

  曲艺理论学者和民俗学者更是对中国曲艺学科直接作出了理论探讨。1984年8月22日,中国曲协召开曲艺评论工作座谈会,民俗学者任骋在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案头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曲艺学的设想。1986年,河南成立了曲艺学研究会并举办首届学术讨论会,第一次提出“曲艺学”的学科建设问题。1987年4月16日至22日,中国曲协在洛阳召开全国曲艺理论座谈会,与会专家就曲艺本质特征和曲艺发展趋势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一批至今仍有学术参考价值的开创性认识成果。同年,任骋、民俗学者张紫晨分别在《曲艺艺术论丛》(1987年第6、7辑)发表了《关于“曲艺学”的思考——致友人的一封信》《关于建立“曲艺学”的信——复任骋同志》,文章系统地论述了曲艺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等学术学理问题。200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成立20周年暨曲艺学学科建设座谈会上又推出了一大批富有思想性的理论成果。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探索,曲艺学这一概念已经被学界和业界普遍认可,建设曲艺学科成为广泛的共识。

三、创作表演学科的学术性认知及学科建设探讨

  与学术成果的评估关系

随着音乐图像学学科体系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得以确立和发展,学科教育与学术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广大学者之间很快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内聚力,在经过了有序的互动与酝酿之后,最终达成一种共识,即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学术研究机构,以全面推动和繁荣音乐图像学学科教育与学术研究事业。1971年国际音乐图像学学会在瑞士正式成立[11],它标志着世界性音乐图像学学科体系的诞生,而且在之后的国际间学术交流与传播、学术创新与发展等方面,确确实实起到了核心、调控与协调等多种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艺术家从不同角度出发,呼吁加快曲艺学学科建设的步伐。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仲呈祥指出,重新认识和摆正曲艺学在艺术学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从而认清曲艺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创新当代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是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题中之义和时代担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在袁阔成大师突然离世后,更加深感评书传承人培养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强烈表示应该把评书传承纳入到人才培养规模更大的学校教育。在2015年首届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教育论坛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部分成员以及来自全国开设曲艺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数十名专家学者集体发出了《建设曲艺学科 加快培养曲艺人才》的倡议,并成立“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教育联盟”,决定每年举办一次论坛或峰会,共同促进曲艺高等教育教学。

我一直在思考,人类表达自身对世界的看法、自身与自然的各种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演化发展的方式从来就是多元的。众多不同的表达方式一方面显示出人类的聪慧和睿智,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恢宏灿烂的人类文明。人类以自身的聪慧和睿智创造了科学和艺术,科学研究和艺术创造又以无限的生产力带给人类社会富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享受。人类文明中的艺术和学术属性本是不可分离的,两者相互依存,同生共辉。可为什么我们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一定要将这两者分离?进而,为什么当下的教育界、学术界竟只承认人类表达自身对世界看法诸多方式和载体中的其中一种——文字作为评判“学术性成果”唯一的参照和标准呢?

  艺术硕士答辩形式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按要求所规定的作品展览,二是5000字左右的论文,该文必须是对该生创作问题的理论性阐释。艺术硕士的论文是不允许盲审的,因为其主体是创作,换言之,即以艺术的媒介表达其研究成果,而论文是对前者的思想说明。这样写出来的文字直面创作实践问题,水分少,言之有物,这非但没有放弃学术性,反而是根据艺术教育的创作特性,强化了创作与学术的有机结合,从而显现真正的学术性。大家不要误解,我强调艺术的专业重要性时,决无意忽略学术的重要性。这两种取向的不同只在于以不同的媒介和不同的方式体现学术性。在人类文明中,表达思想和学术性的不仅止于语词,各艺术类型皆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现了文字语言无法捕获的人类情感和思想,丰富了我们对世界和自身的学术理解。同样,从事学术研究,也不能忽视艺术性,真正伟大的学术成果本身也是艺术作品。

20世纪80年代以来,音乐图像学学术研究日趋活跃,从1986年到1996年的10年时间里,国际音乐图像学学会就成功地组织举办了8次国际会议[2] ,标志着其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飞速发展。简况如下:

  目前,全国已有中国曲艺之乡51个,中国曲艺名城1个,国有曲艺院团70家,民营曲艺院团3000家,曲艺小剧场500家,曲艺家个人工作室200家,中国曲协团体会员35个,中国曲协个人会员6000名,全国曲艺从业人员达30万人,具有本科学历和高等教育背景的曲艺工作者日趋增多,还有一批硕士、博士乐此不疲地从事曲艺的研究、创作、表演、评论、交流、传播。另外,根据中国曲协2015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发放收回的1000余份问卷调查显示,96%的一线曲艺从业者认为当前亟须建立中国曲艺学学科。其中,84%的人表示在时间精力允许的情况下,会选择进修曲艺学本科学历或研究生学历。

我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我对此问题的探讨:

  艺术院校培养创作和理论研究人才,但必须承认,前者是主体。后者也可在综合性大学培养。我一直强调,专业艺术院校的特点是集创作、研究、教学为一体,而其研究与教学必须最终落实在创作上才能推进。

第一次:1986年6月9日——6月14日,由荷兰海牙市博物馆承办,主要议题是“在民俗学和非西方艺术研究中的音乐图像学的方法”。有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德国、意大利、荷兰、美国等国家学者参会。

  由此看出,建立中国曲艺学学科是文化界、学术界、教育界、曲艺界的共同心声,是几代曲艺人特别是老一代曲艺家梦寐以求的夙愿,更是当代曲艺工作者真挚迫切的呼声。

对以文字和论文形式来承载人类智力和情感活动的学术性水准及其价值的评价体系一般从下属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对象的学术性价值,研究过程的学术性方略以及研究结果的学术性表述。

  我国艺术院校的发展面临两个相关的问题,亟待厘清。首先是必须建立符合艺术教育性质的合理评价体系,摆正艺术创作与学术成果的评估关系;其次是正确对待两种学位制度,建立切合各自特性的教学模式和评估标准。

第二次:1988年5月举行,由意大利波伦亚大学赞助举办,主要议题是“视觉艺术中的北地中海民间音乐”,参会者多来自希腊、南斯拉夫、意大利、葡萄牙、德国、美国等。

  二、建设中国曲艺学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研究对象的学术性价值应体现其科研选题的学术价值,它牵涉到选题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以及是否对已有的认知体系具有系统性、成果性的创见等;

  我策划这次巡展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促进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以往的不合理评价体系还造成了全国艺术院校趋于同质化的倾向,这次展览旨在直观地呈现各院校因历史和地域资源所铸就的鲜明、独特的基因,并通过设置相关的议题,以助更清醒地认识各院校的自身性格,找准不足之处,加强自身办学特色。

第三次:1990年5月举行,由希腊萨洛尼卡大学主持召开,主要议题为“古希腊艺术中的希腊音乐精神”,与会者主要来自法国、德国、希腊、瑞士、美国等。

  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指出,不重视艺术教育,损害的是一代人的心灵世界,损害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想象力和创造力。曲艺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和社会科学的领域,随着岁月的洗礼,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创作表演审美理论。近年来,随着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国家艺术学科研究规划项目、国家艺术基金、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不断加大扶持和资助的力度,一些专司曲艺研究教学教育的单位和专家学者经过扎实努力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如姜昆、戴宏森主编的《中国曲艺概论》,姜昆、倪钟之主编的《中国曲艺通史》,于林青的《曲艺音乐写作探要》,王兆一的《二人转艺术论》,吴宗锡的《弦内弦外——吴宗锡评弹艺文选》等等,这些成果为曲艺学科建设进一步奠定了深厚的学理基础。

研究过程的学术性方略应展示其清晰明了的研究思路,准确得当且多元的研究方法与熟练老到的技术手段,并能显示出研究者成熟而客观并具有思辨的心智能力;

  以上两个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合理的艺术学位制度和艺术评价体系的建置为前提,希望我们的巡展和各站研讨会能对之起推动作用,使我国艺术教育的艺术性与学术性得以健康熔铸。

第四次:1991年9月在乌兹别克举行,由乌兹别克作曲家协会、苏联作曲家协会承办,主要议题为“中亚视觉艺术中的音乐”,有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以及阿塞拜疆、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等国家的学者。

  2015年是一个值得曲艺教育理论界和广大曲艺工作者铭记的特殊而重要的年份。2015年初,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群团工作学科建设,群团工作研究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这为曲艺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同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艺术院校调研和座谈时强调,要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打好“特色牌”。应当说,曲艺作为民间传统艺术,在艺术学科专业布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同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强调,群团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切实保持和增强群团工作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中国曲协作为国家层面的一级群团组织,理所应当担负起推动建立中国曲艺学科的时代使命,这也正是实现其职责使命担当的重要途径。同年10月,中央印发的《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明确强调:“加强和改进专业艺术教育工作,优化专业结构,提高教学质量。”这也为曲艺教育增添了动力,指明了路径。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要求:“普通高校美育课程要依托本校相关学科优势和当地教育资源优势,拓展教育教学内容和形式,引导学生完善人格修养,强化学生的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创新意识,增强学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同样也为开展曲艺高等教育开辟了新的空间,提供了新的舞台。

研究结果的学术性表述应凸显研究者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进行知识创新及通过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成果的事实;同时还应反映其论文的文体规范,包括紧扣选题、材料确凿、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有力、图表清晰、逻辑严密、结构合理、语言通畅、格式规范等。

  (作者为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美术设计分委员会召集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

第五次:1993年8月在德国海因里希·许茨纪念馆举行,主要议题为“形象与实在:对音乐的列队行进之描绘,1600~1775”,与会学者多来自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西班牙等。

  近年来,曲艺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连续提出议案提案,呼吁重视曲艺高等教育。2015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协主席、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专门撰写提案,认为“应该在艺术学门类下设立‘中国曲艺学’一级学科,在部分高等院校试点,并逐步开展曲艺本科乃至研究生教育,用两条腿走路,开拓出曲艺传承与创新的康庄大道”。2016年3月,姜昆再次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联合徐沛东、阎维文、吴长江、赵宝刚、巩汉林、冯双白、黄宏、言恭达、尹力、谭利华、魏积安等20名艺术家共同发出“曲艺亟待进入高等教育体系”的提案。姜昆的提案得到教育部积极回应,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作为全国文艺界的唯一联合组织和作为履行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新职能的重要人民团体,中国文联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群团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群团工作、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战略高度和全局出发,2016年1月在其召开的中国文联九届八次全委会上第一次鲜明提出:“协同促进曲艺、杂技等艺术门类学科建设,推动开展高等学历教育,建立规范系统的教学体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认为,以上所述,均是我们建设中国曲艺学必须紧紧抓住并且能够大有作为的重大黄金战略机遇。

用上述以文字或论文作为载体的评价体系来直接衡量、评判非文字、非论文形式,并表现为以各种艺术形式作为载体的创作、表演实践型学科的学术性水准及其价值是极其不妥的。但根据上述评价体系各指标的内涵实质来思考和建立创作、表演实践型学科的学术性评价体系则是我们解放思想、冲破束缚、开拓创新、全面挖掘人类的认知能力,研究其认知结果的积极态度;也是艺术教育、艺术活动、艺术评价体系构建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第六次:1994年12月30日至1995年1月3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和拉马特甘召开,由巴兰大学与国际传统音乐理事会下设的音乐考古学会联合举办,主要议题为“音乐形象与圣经”,与会学者多来自奥地利、保加利亚、中国、法国、德国、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日本、俄罗斯、美国等。

  三、高等教育教学实践奠定了曲艺学科建设的基础

创作、表演艺术有着自身的特点,其特点就是创作、表演艺术的呈现方式是创作、表演艺术本身,而不是其它。因此,我认为: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的学术性认知可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即:创作或表演主旨的意义价值,创作或表演过程的技艺含量以及创作或表演成果的审美功效。

第七次:1995年6月在奥地利召开,由因斯布鲁克大学与国际传统音乐理事会下属的舞蹈学会联合举办。主要议题为“在舞蹈图像里的形象与实在”,与会学者多来自亚美尼亚、奥地利、保加利亚、丹麦、德国、希腊、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日本、美国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教育工作者与曲艺工作者深感曲艺高等教育的重要、迫切和不足,从共同的实际需要出发,相继携起手来,积极在不同类型的一些高等院校开设曲艺专业,进行教学实践,积累了丰富而又生动的一线教育经验。

创作或表演主旨的意义价值应体现其创作意图和表演主题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以及是否对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已知的认知体系和实践积累具有突破或创新的贡献;

第八次:1996年5月在西班牙巴里阿德大学举行,主要议题为“在大众节日与贵族节日的图像中的乐器,南欧,1500~1750”,与会学者来自奥地利、法国、德国、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美国等[2] 。

  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与苏州评弹学校先后升格,探索培养曲艺大专毕业生。中国曲协副主席、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冯巩领衔在中央戏剧学院创设了相声大专班,后来又与北京电影学院合作开设了相声本科班,培养了贾玲等一批富有朝气、充满活力的青年曲艺人才。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从2004年开始招收曲艺本科生,首开曲艺本科教育之先河,教学成果显著,毕业生全部实现就业。北京城市学院从2015年开始招收曲艺与社会文化类本科生,辽宁大学、内蒙古大学、聊城大学、平顶山学院、泉州师范学院等一批高等院校考虑当地艺术资源和社会需求,纷纷开展具有本地曲艺特色的本科教学。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从2002年起培养硕士,2009年始培养博士,至今已培养多届曲艺方向的硕博研究生。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8所高等院校开展曲艺本科教育,8所高职院校开展曲艺大专教育,16所中专学校培养曲艺创作表演专门人才,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20余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开设了曲艺鉴赏相关课程或开展曲艺研究。概括起来,这些高等院校在开展曲艺教学实践方面具备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聘请知名曲艺家担任客座教授,例如辽宁科技大学聘任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贵田,北京城市学院聘任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等,充实壮大教学一线力量;二是编写教学讲义大纲案例和辅助教材,例如北京城市学院编撰了《相声学习材料选编》《演员语言训练手册》等内部教学参考书,摸索教学方法、特点和规律;三是十分重视曲艺的表演特色和舞台实践,从经典作品讲起,并结合自己的从艺经验和心得体会进行赏析。可喜可贺的是,2016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在其印发的《关于公布第八批精品视频公开课名单的通知》中,辽宁科技大学由田连元、田洁、周壮、裴冠红主讲的《中国评书艺术》赫然在目,讲课次数10次,为最高。这些教学探索和教育方法弥足珍贵,夯实了曲艺学科建设的课堂实践基础。

创作或表演过程的技艺含量应展示其对创作题材和表演对象全面深刻的认知理解,高超精湛的创作或演绎技巧水平,总体的宏观驾驭能力及局部的微观细节处理,并以此显示创作或表演者非凡的创造想象和诠释能力以及感性和理性的自如掌控,完美结合;

由上可见,最初确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性例会,后由于多种需要改为一年一次,会议议题多以主办国周边区域内的音乐图像研究为主,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学者只有其中的一次参加了会议。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曲艺教材的组织编写工作进入了快轨。中国曲协与辽宁科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发编写出版一套适合高等教育要求的曲艺本科教材,包括《中国曲艺艺术概论》《中国曲艺发展简史》《全国少数民族曲艺艺术》《评书表演艺术》《相声表演艺术》《快板表演艺术》《山东快书表演艺术》《苏州评弹表演艺术》《中华曲艺艺谚艺诀和专业术语》《中华曲艺书目内容概览》《中华曲艺图书资料名录》11本教材,力争到2017年完成,分四批公开出版发行。这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长远的战略工程,也是一项敢为人先、异常艰苦的创新工程。  

创作或表演成果的审美功效应凸显创作或表演成果的审美功效,该创作或表演成果在不同的接受层面所得到的反馈评价,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等。

这些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促进音乐图像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学术体系等的发展完善,加强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介绍与推广新的研究成果,探讨更为科学的分析、阐释的方法体系,促进跨学科的合作,以及推进主办国该领域研究等方面贡献卓著。由于音乐图像学是一门多领域交叉的学科,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各方学者的通力合作,才能共同推进这一学科的发展,由此也吸引了众多音乐学家、艺术史学家、文艺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和博物馆管理者等参加了以上会议和研讨。

  四、中国曲艺学拥有丰富的学科体系架构

与此同时,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学科的学科建设则体现在研究如何开启那些具有音乐创作和表演特殊才能的人对音乐艺术的感知能力,如何提高他们对音乐艺术作品的创造能力和诠释演绎能力。(我想不会有人否认对音乐感知、音乐创造和音乐诠释这三个能力进行研究本身所具有的丰厚的人文积淀和精深的学术价值!)而然,关键的问题也在于,受教者之于前述三个能力的具备与否或高低,最终都是通过。也只能通过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本身来给予体现。因而这种学术性探求也是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

二、中国学界的探研历程

  曲艺本身的悠久历史、丰富曲种、繁杂构成决定了中国曲艺学作为研究曲艺艺术的科学必然拥有一个丰富的学科体系,也决定了中国曲艺学研究方法多样、研究对象众多。中国曲艺学不是一个单一要素构成的学科,而是一个有着众多分支学科的复杂而又庞大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可以分为6个分支学科:

换句话说,除了创作、表演本身,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所有的学科建设活动及其成果,包括科研内容、教学内容、评估体系等等都是副产品,尽管这些副产品对其最终的目标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作用。

作为音乐图像学现代学科体系的构建,中国明显迟于西方国家数十年时间,而中国学界对于音乐图像学术研究的历史,却可追溯到北宋年间的金石学兴起阶段(中国考古学的滥觞阶段),当时主要以遗存或出土古代青铜器和石刻上的图像为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正经补史的目的。我们权且把这一历史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曲艺学

既然创作、表演的呈现方式是其自身,那检验和评估其学术性含量或者学科建设优劣的标准也只能是创作、表演本身。我们能否承认在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里存在的非文字表述形式的学术含量和成果,以及这种成果在整个评估体系里面量和质的比重,一方面在检验我们是否对艺术创作、表演形式规律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在考量我们对创作表演学科学术性价值认同和学科建设的总体思路、技术路线是否偏颇。

1、早期发现阶段。北宋时期肇创的“金石学”,开启了专书著述的历史。所见较有代表性的有欧阳修成书于嘉祐六年的《集古录》[12],赵明诚的《金石录》[13],开始直接记录了山东嘉祥武氏祠地面上的画像石资料(参见[14],第17页),涉及内容虽然不多,却产生了重大影响。洪适的《隶释》[15]、《隶续》[15] 则记录了四川夹江杨宗阙、梓潼贾公阙等的画像(参见[14],第17页)。这一时期金石学发展较快,其研究方法有著录、摹写、考释、评述等方面。

  这里的曲艺学是狭义的曲艺学,也可称为曲艺论,对曲艺艺术现象、本质和规律等进行系统研究,是运用各种科学的观念、方法和工具研究曲艺艺术及文化现象的集合。其研究不但关注曲艺艺术自身的形式特征,还关注形成这一形式特征的社会、自然和人文的因素。它是中国曲艺学的核心部分、主导部分。

提升创作、表演艺术学科学术性水准和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是师资队伍的建设、相关课程的建设以及艺术实践平台的建设。

最早集中出现音乐类画像的《金石学》著作,当属吕大临完成于元祐七年的《考古图》[16],后又有《续考古图》[16] 共10卷,首次分门别类的收录了少量传世和出土的钟、磬、鎛、錞于等乐器画像,精心摹绘图形、铭文,记录尺寸、重量等,成为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杰作,并由此开启了汉画像及其他各类音乐图像收集与研究的历史。

  2.曲艺史

师资队伍要求所有参与创作、表演艺术教学的教师本身应该是活跃在创作、表演艺术领域的艺术家;

除金石学家之外,一些科学家也对此有所关注。如北宋的科学家沈括,在其成书于元祐年间(1086—1093)的《梦溪笔谈》中记载:“济州金乡县发一古冢,乃汉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乐架之类。”并对古代编钟的形制与音响之间的关系作过探讨,发现“古编钟皆扁如合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后人不知此意,悉为圆钟。急叩之多晃晃尔,清浊不复可辨”[17] 。之后又有王黼等人的《博古图》[18],薛尚功《历代的钟鼎彝器款识法贴》[19] 两部金石学著作,收录古代乐器资料较多。

  曲艺的本质和规律就蕴藏在曲艺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之中。如果对曲艺作历史的观察和纵向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曲艺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和形态,也不存在僵死的界定和框架,曲艺不是静止不变的,需要与时俱进地认识曲艺、研究曲艺,因此曲艺史主要研究曲艺的总体发展脉络和历史发展规律,如曲艺的起源、形成、演变、未来前景与走向。

课程建设要求必须具有高质量的开启表演者的心智,培养他们的艺术感知力和修为,提高他们艺术创造力和诠释演绎能力的完善而丰富的课程储备;

元、明时期,由于政治观念等的原因,学风渐变为恶实学,轻考证,金石之学难以为继,著述甚少,出现了一个冷落的时期。

  3.曲艺文学与创作

实践平台要求将艺术创作和表演作为创作者、表演者不断成熟,并最终展示其是否能作为一名合格的艺术创造者和表演者而存在的唯一的途径。

清代,金石学又趋于繁盛,并形成了乾嘉时期的所谓“乾嘉学派”。当时据清宫所藏铜器“御纂”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和《西清续鉴乙编》合称《乾隆四鉴》[20]。乾嘉学派的兴起,为汉画像的发现和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以至于武氏祠画像得以重见天日,发现者时任济宁运和同知的浙江人黄易,被誉为中国田野考古“第一人”(参见[14],第18页)。

  曲艺文学与创作是文学创作的一种体裁形式,曲艺创作本身有“一度创作”与“二度或多度创作”之分,前者体现文学性,后者体现表演性。该专业以研究曲艺文本“一度创作”为核心,对曲艺创作这一对象进行探索,立足于曲艺自身的特征与规律,运用科学的创作观念方法技术体现创作者的艺术想象力、艺术素养、审美内涵以及人文关怀,其直接成果是产生具有独特形式和健康思想内容的曲艺作品。

作为音乐活动链条中最为重要的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不仅在表象上凸显了音乐学科的艺术特色,而且更重要的是,和其他非文字的艺术表现形式一样,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在深层里潜藏着人类情怀智慧及其表述方式的另一种学术样态。通过对其学术性含量的探究与承认,我们将从更深远的意义上对人类的认知能力及其多样化载体——表述方式进行挖掘和总结,从而对人、人的行为,社会、进化文明等进行更为全面和有效的观察、研究和解读。

清光绪年间,汉画砖也相继被发现。公元1877年,在四川成都新繁县出土了八方画像砖,由此也开启了收集和研究汉画像砖的历史。

  4.曲艺音乐

艺术和学术是互通的。学术研究离不开艺术想象,艺术创造也离不开学术研究。在大家公认的以文字和论文为其载体的学术性成果中,其成果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艺术性,比如文字中的修辞,这是最为直接并易于理解的例子。而艺术性成果中的每一个环节也彰显出学术性,比如艺术作品或表演实践的结构布局与逻辑安排。可以这样说,学术研究藏留有大量的实践工艺印迹,而艺术实践则透射出不少的学术研究心得。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各种图像的收集整理工作,其搜集的范围也由地上扩大到地下墓室,大量不同品类、不同内容和风格的音乐图像资料得以相继问世,并受到广大学人的高度重视,鲁迅先生就曾多次托请各地学人,代为寻访拓印如游猎、卤簿、乐舞、宴飨等可见两汉风俗的石画像,目的是在国外发表,以扩大影响(参见[21],第30-31页)。

  在通常的民族音乐五大类划分中,曲艺音乐(民间说唱音乐)被划分为单独一类,作为曲艺与音乐的交叉学科而存在。曲艺音乐具有以叙述性为主,兼有抒情性并与语言音调密切结合的音乐特征,其音乐由唱腔和伴奏两部分组成,曲牌体、板腔体为其音乐的基本形式。由于各个曲种所操持的方言不同,因此曲艺音乐不仅有多种多样的曲调,又各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因此,在学术性研究中提倡其艺术性内涵,在艺术性实践中强调其学术性价值,实为我国高等教育和创新性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和高效路径。

1935年10月10日,在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乡——南阳,我国首座专门展放汉画像石的“南阳汉画馆”落成典礼,为这些稀世珍宝安置了立身之所(参见[14],第30页)。故自吕氏《考古图》[16] 的问世至新中国成立以前,是广大学人自发自愿地对进行图像资料的收集梳理,向世人初步介绍图像音乐文物的阶段,可称其为图像类音乐文物发现与研究的早期阶段。

  5.曲艺表演

我国音乐学学科设置与学位体系的改革构想

2、科学开发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古代历史文物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正式纳入国家政府的计划之中,建立了各级、各类专门的文物考古与研究机构,使各类音乐文物的开发研究也逐步由无序变为有序,科学地发掘与考证研究工作稳步进行,并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随着大量珍贵的墓葬图像音乐文物的出土,为古代音乐文化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

  曲艺表演是演员用曲艺专业技能与表演风格对曲目文本进行二度或多度创作的舞台活动,是富于高度技巧性与独特风格意识的实践呈现,其直接成果是产生具有艺术美感的艺术作品。这一专业对曲艺表演体系、理论、实践、表演风格与审美特征进行系统性研究,在不同高等院校,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不同的曲种表演方向,如相声表演方向、评书表演方向、二人转表演方向等。

近十年来,根据音乐艺术的特点和人才培养与成长的规律,我国专业音乐院校的研究生培养一直在探索学术研究型和创作表演型不同的模式,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类型研究生在毕业环节上不同的学位要求及其评价体系。以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教育为例,基本上是在创作与表演学科实行三七比例划分的毕业成果展示和学位申请要求——即创作作品或表演实践占百分之七十的比例,而学位论文只占百分之三十的比例。此外在评价体系方面,除了非常注重创作与表演的水准和数量、质量以外,对论文的要求也与纯研究型的作曲理论、音乐学以及音乐教育等学科有所不同。显然,这是根据作曲与表演学科的特点且符合其内在规律来制定并实施的。这样的培养模式和学位要求其实也是在尝试以某种方式和评价体系来承认创作与表演学科的学术性含量。

数十年来,对于出土音乐图像学术价值的开发研究与利用,许多学者已投注了大量心力,并不失时机地将新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与科研工作之中。如在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1964上、1981下)[22],吴钊、刘东升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略》[23] 等音乐史学论著中,均使用了大批出土古代乐舞艺术图像,作为一种有形的音乐史料,有效地改变了中国古代音乐史无形、无声的局限。

  6.少数民族曲艺

随着国家对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类型和结构布局的调整战略开始实施,和其它所有的专业学位一道,艺术硕士专业学位从今年起已经正式进入了研究生教育的主渠道。这标志着,在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领域,对研究生学位类型、结构、体制以及对应用实践型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学位标准和评价体系的结构性调整和深化改革也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加快了步伐。

在资料的收集梳理与研究方面,中国音乐研究所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及时地把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图像分门别类编辑成册,从1954年至1964年,十年间出版《中国音乐史参考图片》[24] 九辑,其中除各类音乐图像外,还附有专论和说明文字。事实上,这些文字说明,亦属于图像学研究之专论。至80年代初,中国音乐研究所资料室已收藏图像2万余幅,成为一个丰富多彩的音乐图像的宝库。1985年,德国著名音乐图像学家维尔纳·巴赫曼先生访华,首次把西方音乐图像学的学科理论及方法介绍到中国,而当他参观了中国音研所陈列室后,深有感慨地说:“真没想到,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是那么绚丽多彩,你们是巨人,我们欧洲只是侏儒。”(转引自[11],第8页)故此阶段堪称为中国音乐图像学术研究科学开发的阶段。

  少数民族曲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姿多彩,弥足珍贵。少数民族曲艺因其民族历史和地域演变的特殊性,主要由曲艺艺人的口头“说唱”传承至今,因而较多地保留了原始形态的艺术特征,除却审美上的古朴浑厚外,更具有中华曲艺发展演变的标本价值,被称作是曲艺史研究的“活化石”。在一些民族特色鲜明的高校,可以开设少数民族曲艺专业,以加强对于少数民族曲艺的研究和探索。在不同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根据现实曲种的需要开设不同的研究方向。  

最近,刘延东同志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对我国学位和研究生教育工作提出了“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改革体制机制为动力,更新教育观念,创新培养模式,完善学科类型,统筹区域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的高质量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的新要求。这标志着我国学位和研究生教育工作向前迈进的一次新机遇和新挑战的到来。

3、专题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政治生活的稳定,极左思潮的清除,科研机构的迅速恢复和开展正常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国外各种学术思潮如音乐社会学、音乐民俗学、音乐地理学、音乐民族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相继传入国内,为学术界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观念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也为创建相关学科体系带来了良好的契机。在学科建设方面,音乐考古学这一学科体系较早孕育成熟。198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初设音乐考古专业硕士点,它表明我国已经具备了培养音乐考古专业高等专门人才的条件和能力,标志着这一学科的诞生。自1985年开始正规招生以来,已为国家培养了许多硕士、博士等高级专门人才。1989年,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开设音乐考古本科专业,后又招收硕士生,与此同时,西安音乐学院也相继开设了音乐考古学的古乐器学课程以及招收研究生,从而形成了遥相呼应的犄角之势并逐步结成网络体系,使这一学科初步形成了阶梯式形态,具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属性。之后又有部分学者零星地招收培养了音乐图像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武汉音乐学院2002年以来还为本科生开设了音乐图像学普修课程,使这种学科发展的氛围日趋浓烈,并为音乐图像学学科体系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五、中国曲艺学进入高等教育具备多样的路径

通过研究生教育的结构性调整,走质量提升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最终就是要形成多样化的学位标准和科学评价体系以及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学位体系。因此,在厘清艺术和学术之相互关系,探讨并承认创作表演学科所具有的学术性含量的基础上,对音乐学科的学科设置和学位体系进行全面审视,建立既科学又符合自身规律和人才培养需求的不同的学科、学位设置和评价体系,设立高层次表演实践型学位以强化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是我国音乐教育界当下的重要任务和历史使命。

成立于1990年的中国汉画学会,是一个汇集了文博考古界、文化艺术界及自然科学界等社会各界的学者,形成了图像学研究领域群英荟萃的庞大学术研究阵地,反映出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渗透与相互借鉴协作已成为一种时代学术精神的象征和发展趋势。这种跨学科的学术研究组织和举办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其突出优长是能更加及时、直接地吸收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在互相启发、互相影响和互相促进中,推动学术研究工作的进展,提升学术研究工作的价值,同时也从另一侧面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音乐图像学学科理论的孕育和学术研究工作的进展。

  依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的规定,学科目录分为学科门类、一级学科(本科教育中称为“专业类”)和二级学科(本科专业目录中为“专业”)三个层次。一级学科目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同教育部批准编制,每10年调整一次。二级学科目录由教育部有关职能部门每5年编制一次,《管理办法》规定,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原则上由学位授予单位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的学科目录,在一级学科学位授权权限内自主设置与调整。授予学士学位和培养本科生的二级学科,即专业,教育部则专门发布了专业目录进行管理。

鉴此,参阅国际相关的做法及国内实际情况,本人拟提出以下音乐学科的学科设置(含研究方向及学科属性)与学位体系构想,供领导、专家和同仁参考:

十余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汇聚到音乐图像学的研究领域,从不同的途径和角度考据论证,著书立说,各类学术论著相继面世,如牛龙菲《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乐器考》[25],庄壮《敦煌石窟音乐》[26],牛龙菲《古乐发隐——嘉峪关魏晋墓室砖画乐器考证新一版》[27],中央民族学院编著《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28],刘东升等编著《中国乐器图志》[29],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著《中国音乐史图鉴》[30],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31],《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32],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33],牛龙菲《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34],赵沨主编《中国乐器》[35],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著《中国乐器图鉴》[36],周到《汉画与戏曲文物》[37],黄翔鹏、王子初总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1996-陆续出版)[38],董锡玖、刘峻骧《中国舞蹈艺术史图鉴》[39],应有勤《中国民族乐器图卷》[40],吴钊《追寻失去的音乐足迹——图说中国音乐史》[41],冯双白等《图说中国舞蹈史》[42],李荣有《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14],郑汝中《敦煌壁画乐舞研究》[43],李丽芳、杨海涛《凝固的旋律——纳西族音乐图像学的构架与审美阐释》[2] 等。这些学术专著的问世,为中国音乐图像学学科建设奠定了丰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2011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下称《学科目录》)中,艺术学成为国家学科层面的第13个学科门类。《学科目录》分为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在艺术学学科门类下,目前设置有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5个一级学科。其中,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是国家进行学位授权审核与学科管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依据,适用于硕士、博士的学位授予、招生和培养。学士学位按《学科目录》的学科门类授予。

音乐学科的学科设置、研究方向及学科属性:

由上可见,音乐图像学的学科体系首先在西方国家孕育诞生,但中国学者对音乐图像的学术性研究却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北宋时期以来,历代都有音乐图像研究的经验积累和不同类别的研究成果,中国古代音乐图像的藏量和质量均优于西方国家,中国音乐图像学学科教育与研究潜在着巨大的发展活力。

  2012年,教育部又颁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下称《本科专业目录》),在艺术学学科门类的5个专业类下,设置了33个专业,其中包含29个基本专业和4个特设专业。其规定的专业划分、名称及所属门类,是设置和调整专业、实施人才培养、安排招生、授予学位、指导就业,进行教育统计和人才需求预测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创作与表演:主要研究方向为音乐创作与音乐表演(含指挥、声乐、钢琴、西方管弦乐、中国民族管弦乐、现代器乐与打击乐等),属于创作-表演学科;

三、新起点与新的思路

  根据《管理办法》《学科目录》《本科专业目录》以及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下称《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参考目前已经在部分大中专院校设置的曲艺专业、曲艺课程设置情况,参照其他艺术学门类一级学科建设经验,特别是在咨询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部分专家的建议后,我们认为,中国曲艺学以学科身份跻身高等教育艺术学门类之列,有以下三条路径可供选择:

理论与音乐学及音乐教育:主要研究方向为作曲技术理论(含和声、复调、音乐分析、管弦乐法、基本音乐理论等)、音乐学(含中国音乐史论、外国音乐史论、音乐美学、音乐人类学等)与音乐教育学的理论方向(含教育史学、教育学理论、教育心理学等),属于理论-研究学科;

随着学术观念的不断改变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音乐图像学研究已逐步成为中国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成为弥补古代音乐史记载的严重不足,探究音乐文化艺术发生与发展规律的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有幸的是,由于杭州师范学院在汉画艺术研究的不同侧面,如音乐学、美术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形成了一个学术研究群体团队,并已圆满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多个,推出批量学术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形成一定的影响。2003年度《艺术学》二级学科一举获得国家批准,艺术图像研究作为学科第一专业方向开始招生,它标志着一个相对持久、稳定的综合性艺术教育与音乐图像学研究之路的开启,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目标和要求。在新的起点下,我们的初步想法如下:

  路径一:设置中国曲艺学一级学科

应用与科技:主要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学的应用方向(如课程教学法、音乐听觉、音乐治疗)、音乐传播、管理与音乐科技(含乐器工艺、数字音频的录音与制作、数字媒体的设计与制作等),属于理论—实践学科。

1、加强外联,构筑学科网络体系。学科机制的建立,无异于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广阔的发展平台和空间。然而,如前所述,中国音乐图像学学科一直处于潜学科地位,其学术研究和学术教育多属于部分学者个体性行为,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新兴交叉学科,其学科的教研工作尚处在初始阶段,面临着构筑与完善学科的基础理论体系、功能结构体系、教育教研体系、学术机制体系等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又由于其多学科交叉的特性,怎样准确地把握它的学科性质和意义,怎样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学科关系,怎样才能使其快速进入正确的发展轨道等,目前尚无现成的理论和模式可供借鉴,而这单靠我们一个学科点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外联与合作,多渠道、多途径的吸纳与联合国内外高层次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以便于更加及时快捷地全面吸收利用先进的学术理念、学术方法和优秀的科研成果,特别是要在国内学术界形成一个学术机制共建、学术资源共享的网络体系,使学科的发展具有前瞻性,计划性,避免盲目性。

  力争单独设置中国曲艺学一级学科,使之成为艺术学门类中的第6个一级学科,可以说是中国曲艺学学科建设的最高或终极目标。中国曲艺学成为一级学科后,可依据分支学科体系,设置曲艺学、曲艺史、曲艺文学与创作、曲艺音乐、曲艺表演、少数民族曲艺等二级学科,从而保证专业选择的多样性,实现专业培养的丰富和全面。

音乐学科的学位体系:

据此,首先必须全面掌握国际音乐图像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和动态,纵向吸收与借鉴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音乐图像学学科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成果,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和近期发展的目标,具体可采取利用互联网广泛的收集各种信息,开展长短期学术性互动互访,派遣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举办不同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翻译引入国际学界最新学术动态、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和优秀成果,把它国它民族的优长和精华全面吸收利用到中国音乐图像学学科建设中来。

  路径二:设置中国曲艺学二级学科

学士:

其次,要进一步加强国内学术界更加深入系统的互动与联合,横向借鉴周边相关学科的理念精华和优质成果,如采用人才的活性引进与聘任、学科共建、合作开展科研攻关、共同编写教材以及通过创办学术刊物等多种方式,共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为学术研讨与学术推介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逐步实现学术资源与学术成果共享互为的现代学术机制,让不同地域、不同学科归属的广大学者,直接或间接地汇集到中国音乐图像学学科建设的阵营之中,共同打造本学科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

  根据当前曲艺学术理论研究现状,在申请一级学科有较大难度的情况下,可以退而选择设置中国曲艺学二级学科,并届时申请将其纳入二级学科目录。比如尝试将原有的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扩充为戏剧、曲艺与影视学,再由一些已经具有曲艺高等教育实践基础的高等院校通过一定程序,在戏剧、曲艺与影视学一级学科下设置中国曲艺学二级学科,再待时机成熟努力让其进入二级学科目录,与其他已有二级学科并列。

音乐创作与音乐表演学士[B. M. C, P(Bachelor of Musical Composition, Performance)]

再者,从其表象上看,音乐图像学是由音乐学与图像学两个学科体系交叉融合而成的音乐理论学科,而由于音乐艺术是社会历史文化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种不同文化艺术的体系之间又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在所见的古代乐舞艺术图像中也多非孤立地表现音乐本体的内容,而是集中、精炼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基本概况和精神风貌,即使是在现代意义上的各个艺术学科门类之间,这种与之俱来的固有关系依然十分密切,特别是对古代音乐文化的考证研究,若仅仅局限于目前划分的音乐学科内的知识范围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借鉴和利用相关文化艺术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方能获得该学科的生存价值和实际意义。故从其现代意义上讲,特别是在艺术学学科的框架之下,则进一步赋予了该学科更加广泛的文化含义。因此,就音乐图像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我们既可以仍然把之归属于音乐学、音乐史学等学科的分支学科,又应根据其广袤的学理意义及在二十一世纪全球性文化场中的普遍意义,把之看成是一个新兴的横跨音乐学、美术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前沿人文艺术学科,只有这样突破原有学科框架理念的束缚,根据该学科全新的学理性质与意义,重新确定其适宜的发展目标,才能确立其正确的发展定位,才能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取得最为理想的学科发展效益。

  路径三:申请中国曲艺学特设专业

音乐理论、音乐学与音乐教育学士[B. M. T, M, E(Bachelor of Musical Theory, Musicology, Education)]

2、内部挖潜,完善学科教研体系。由于音乐图像学研究不仅要对图像中音乐艺术表现的内容及细节进行音乐本体意义上的梳理研究,而且要对其图像或符号作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意义上的解读,这就需要从事该项研究的人必须学习和掌握以上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音乐图像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综合性人文艺术学科,特有的宗旨目的决定着其必须根据其实际需求重组其课程结构,以扩大学生的知识层面和学术视野,培养学生对艺术作宏观了解和整体把握的能力,使学生具备全面的艺术素质和从事综合性艺术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基础条件。

  2012年,在教育部颁布实施的《本科专业目录》中将专业分为基本专业(352种)和特设专业(154种)。基本专业是学科基础比较成熟、社会需求相对稳定、布点数量相对较多、继承性较好的专业;特设专业是针对不同高校办学特色,或适应近年来人才培养特殊需求设置的专业。这也是新版《本科专业目录》与前三版《本科专业目录》的最大区别和亮点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讲,特设专业是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专业的申报平台和有效途径。近年来,各高等院校根据办学特色和市场需求设置了一批专业,经过实践检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布点不是那么多。就目前而言,国家对基本专业和特设专业实行两种管理方式,基本专业每5年调整一次,相对稳定;特设专业属于动态调整,每年都需向社会公布。如果特设专业假以时日发展成熟,就会一跃成为基本专业;如果确属办不下去,供需严重脱节,则将退出特设专业名单。按照这一政策性规定和要求,我们可以联合几家开展曲艺教育比较成熟的高等院校,在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下,共同申报中国曲艺学特设专业。

音乐应用与音乐科技学士[B. M. U, S(Bachelor of Musical Utility, Science)]

从此意义上讲,以多学科、综合性为其主要特征的高师院校有着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学科基础,这应看成是一种天然的优势所在。因为较长时期以来,由于我国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一个本来完整完善的学科被切割成七零八落的块状或线条,学科与学科之间又逐步形成了固步自封的小型堡垒,缺乏应有的互通与往来,从而造成了学科基础的薄弱和人才知识结构的单一贫乏。而高师院校具有学科齐全、人才集中的特点,各路人马很容易汇集于一体,拧成一股绳,就可形成一种强大的学术合力,攻克一些难度较大的课题,这也是目前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推动综合性学科的发展,提高综合性学术研究能力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目前情况来看,我校虽然已经形成了多学科交叉性质的学科基础骨架,但从学科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还仅仅是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和起点,还有更加艰辛的路程和更为广大的发展空间需要我们去努力开拓。

  总结建设中国曲艺学学科体系的三条路径,各有优劣:申请一级学科,对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最为理想,继而构建比较全面、规范、系统的中国曲艺学学科分支框架,一旦申请成功,其下的所有二级学科都可申请成为博士学位授予点,这也将有助于培养更多高素质曲艺人才。但是,从当前艺术学门类现有五个一级学科的设置情况来看,音乐与舞蹈、戏剧与影视合并在一个一级学科内,可见教育部对于一级学科的设置数量有着严格限制,而且一级学科每10年调整一次,这无疑增加了申请申报的难度。申请二级学科的难度较申请一级学科难度要小一些,中国曲艺学一旦申请成为二级学科便无法申请成为一级学科,但依然可以申请成为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申请二级学科同样面临每5年一次的调整周期。申请特设专业每年均可进行调整,就目前来看,这是中国曲艺学进入高等教育最为快捷、通过几率最高的一条现实路径,但是从专业含金量和学科分量、学科地位以及未来的学科发展前途上,显然与一级学科、二级学科还有一定差距。

硕士:

首先必须进一步改变施教者的教育理念,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我校艺术图像研究方向是置于艺术学学科框架之下的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肌体之中,从其表象上似乎离开了音乐学的学科母体,甚至于有人戏称其是一种“大杂烩”、“无主体”,而实际上在这更具包容性的博大学术空间里,表面上展现的是多学科知识百川交汇的奇异壮观和魅力,而由于其研究的主体内容和核心并没有因此而更张易辙,故最终仍将赋予音乐学本体研究更加深刻的哲理性和更加强劲的生命力。在前不久中央音乐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音乐学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现场,不少人在谈论关于“厦大教育模式”问题,按照周畅教授的说法“厦大有着四面环海的自然优势,难道说还用到游泳池里去游泳吗?”即指厦门大学自1999年以来在音乐学研究生教育中,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的自然优势,广开教路,集优组合,倡导“四环”教育理念,引导学生冲破原有学科的界限,到博大无垠的知识的海洋里吸取营养,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优质人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之所以被称之为“厦大模式”,就是因为厦大人具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并率先跨出了单一学科门槛的一步,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丰收的喜悦。

  我国已经进入了具有许多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阶段,正处于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我们党反复强调,文艺是一门科学,必须运用科学的态度和符合科学的方式,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因为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能够给人精神的愉悦、智慧的启迪、美好的享受和情感的寄托、道德的滋润、心灵的慰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新的时代,新的需求,呼唤新的曲艺人才,更呼唤新的曲艺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中国曲艺学学科体系,是中国曲艺学最为紧迫但又必须着力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关乎学科建设的全局和未来。希望这些探讨和研究能够为中国曲艺学学科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更希望全国曲协组织、曲艺从业者、曲艺教学科研单位以及一切支持关心曲艺事业的社会力量共同努力,早日迎接中国曲艺学学科进入高等教育体系那一天的到来。

音乐创作与音乐表演硕士[M. M. C, P(Master of Musical Composition, Performance)]

因此,我们要通过学科理念、教育观念等的调整,根据中国音乐图像学学科的现状,根据我校已有的学科基础、人力资源等条件,不断扩展研究的领域和层面,对教育与教学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等进行调整,制定适宜的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在课程内容的总体安排上,可适当减少音乐学本体的课程与课时,根据不同的专业方向选开一些诸如艺术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古汉语、文献学、目录学、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等人文艺术基础性课程,以扩大学生的知识修养与学术视野,为升华到学术研究的层面打下良好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研究员)

音乐理论与音乐学、音乐教育硕士[M. M. T, M, E(Master of Musical Theory, Musicology, Education)]

其次,在学术研究方面,由于音乐图像学研究具有“强调对图像的观看、观察,充分利用人的视觉功能,激发人们更多的使用形象思维、直觉思维,以使人摆脱传统研究方法的禁锢。可以不经过概念群的运转、至深而玄的思辨、绞尽脑汁的分析、判断等过程,而直接与信息源相合,用知觉去体察和领悟,从而更多地使用形象思维,以启发人的灵性、灵感,有效地摆脱纯理论研究的枯燥和让人殚精竭虑的苦恼”[11] 等丰富多彩的古代遗留之乐舞图像资料,又具有直观、形象和优于其他文字信息的功能,通过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可以揭示许多典籍史料中语焉不详的细节,可以证史、补史,最终达到梳理全部乐史脉络的目的。”[11] 故我们既要摆脱传统研究方法的禁锢,尝试运用思维科学、认知科学等现代科学原理,敢于直接、简单地认识和把握对象,敢于确立全新的思维观念和价值观念,又要严格固守遵循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规范,要充分重视学科教育与学术研究过程中每一步骤、每一环节的合理性,时刻进行自我检查,自我调适,最大限度地避免随意性、盲目性,逐步建立起一种稳固的学科教育与研究的秩序规范,在理论与实践的交织运转中,逐步完善音乐图像学学科教育与学术研究体系。

音乐应用与音乐科技硕士[M. M. U, S(Master of Musical Utility, Science)]

3、突出特色,建立可持续发展体系。常言说,十年育树,百年育人。它说明了对人实施全面的文化素质教育的艰巨性和持久性,也反映出建立与健全学科可持续发展体系的重要性意义。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来看,人类文化的发展从单一到多元,各学科门类之间既有其个性特点又有其共性特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当今国际学界把学科之间相互交叉、借鉴与交融提到很高的位置,并已经对世界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说明较长时间以来形成的学科分立的极限状态已经或正在得到有效地遏制和解决,多学科之间的交融交汇亦将成为未来学校高等教育及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重点。从学科发展的层面上讲,音乐图像学作为一个多元文化交织的新兴学科,自然有其独特的学理性质和社会学、文化学意义,特别是置于综合性院校的艺术学学科宏观构架之中,在学科的结构关系上则更加具有包容性和厚重感,在人力、物力和设备等教育资源的配备上也有着很大的优越性,在音乐图像的学术研究方面则可以更加直截了当地吸收借鉴相关文化艺术学科的经验、方法和成果,应该说,这既是一种优势,也是一种特色,是学科可持续发展的极好条件。

博士:

从其学理性质上看,音乐图像研究讲求实证,是一种对遗存各种有关音乐图像(含绘画、雕塑、文字符号等)中的内容、形式、题材等加以鉴定、描述、分类和解释的专门学问,通过这些手段达到认识、了解、恢复古代音乐活动的具体状态,使现代人对古代音乐的认识超越文字描述的不足等目的。如国际音乐图像学会会长蒂尔曼·塞巴斯(Tilman Sebass)先生所言:“音乐图像研究(Musical Iconography)意味着对以音乐为题材的美术作品的研究。音乐图像研究是研究音乐的,但是,是研究图像中的音乐现象,或者更广义地说,是研究与视觉证据有关的音乐现象,这就不同于其他的研究资料,例如,录音音乐、记谱音乐、译谱、乐器、收藏或文字记载。音乐图像学致力于研究音乐的图像资料,任何使音乐具象或抽象的视觉化的图像资料,从最具象的照片直到抽象和象征艺术都是音乐图像研究者感兴趣的对象。它所涉及的媒介包括绘画、雕塑、照片或者任何其他诸如此类的材料。因为这些材料能够反映出艺术家对音乐的认识,也能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1] ② 总而言之,音乐图像学试图对人类遗存的各种音乐图像或符号做音乐文化学意义、社会学意义和人类学等意义上的综合性解读与阐释,并为相关艺术文化学科的研究提供大量的信息资源和参考依据。

音乐创作与音乐表演博士[D. M. C, P(Doctor of Musical Composition, Performance)]

由上可见,从其学理意义上讲,音乐图像学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凝聚力的现代前沿学科,而从学科的属性上讲,它又是一个可以挂靠于许多传统学科名下的分支学科,从学科的分布与发展情况来看,我国音乐图像学学科教育刚刚起步,处在具有勃勃生机的发展阶段,也正由于它所具有的这种多元的品性特征,才使得这一学科具有更加强劲的发展潜力。再从我校的基本情况来看,我们已经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基础,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一笔宝贵的资源,同时我校学科齐全,人才集中,便于调控,极易形成一种强大的合力,加之作为后来者,我们有条件更加客观全面地审视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吸收借鉴其优长和精华,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或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使学科的发展逐步走向良性循环。

音乐理论与音乐学、音乐教育博士[D. M. T, M, E(Doctor of Musical Theory, Musicology, Education)]

然而,如前所述,一个学科教育体系的构建、发展和完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靠长期持续的实践磨砺与积累总结,方能逐步走向一条必然的发展之路。那么,我们目前要努力去做的,一是要继续保持和扩大已有的良好基础和成果,稳步有序地开展正常的学科教育与学术研究。二是要扎扎实实地进行教育理论、管理理论和发展理论的深层研究,建立与健全以科学发展观为主导的信息管理、学科管理、学术规范、学科发展等的长效管理机制。再就是要继续依托汉画艺术多层面、全方位研究的特色优势,与时俱进,继续攻关,努力打造人才工程、品牌工程。总之,要充分重视学科发展过程中每一步骤、每一环节的合理性,时刻进行自我检查,自我调适,最大限度地避免随意性、盲目性发展状态,逐步建立起新的学科秩序、学科目标和学术规范,一旦完成了这一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国音乐图像学学科可持续发展之路就会更加宽阔通畅。

音乐理论与音乐学、音乐教育博士学位也可以采用国际通用做法,直接用哲学博士称谓。

注释:

音乐应用与音乐科技博士[D. M. U, S(Doctor of Musical Utility, Science)]

①②转引自[2],第2页。

注释:

[1]Seebass, Tilman. Imago Musicae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Musical iconography vol. ix/xii. Libreria Musicaie IyaIiana, 1992-1995.

①当然,对于学位的性质一般是由学位加上前缀来给予表述的,如:哲学博士、工程硕士、文学学士等。

[2]李丽芳、杨海涛. 凝固的旋律——纳西族音乐图像学得构架与审美阐释[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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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achmann, Werner. Musikgeschichte in Bildern[M]. VEB Deutscher Verlag fur Musik Leipzig, 1961—1984.

[9]Charles, Sydney R. and David Boyden. Musical Instruments in Paintings [M]. mimeographe Berkeley, Calif,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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